甘薯又稱番薯,、金番、紅薯,、地瓜等,，它是我們家鄉(xiāng)常見的農(nóng)作物。記得小時候,，一日三餐不可無此君,。如果不是有甘薯，恐怕我們就會挨餓,。出于對甘薯的情感,，我一見《金薯傳習錄》就忍不住手頭發(fā)癢,，迫不及待地買了回來。

《金薯傳習錄》系清人陳世元（乾隆年間貢生）編輯,，因甘薯系陳世元的祖先陳振龍從海外傳入,，由福建巡撫金學曾推廣種植，在當時收到了療饑救荒的效果,，人們感念金學曾的政績,，故將甘薯命名為“金薯”?！督鹗韨髁曚洝贩譃樯?、下二卷。上卷摘錄史籍志書中關(guān)于甘薯的各種記載,，匯集了明清時期推廣種植甘薯的稟帖和官方文告,，還有海內(nèi)外甘薯種植、管理,、儲存和食用的經(jīng)驗方法等,，如：“地宜松耕過，經(jīng)起町高四五寸,，春分后取薯種斜置町內(nèi),，發(fā)土薄蓋”，“約七分在町內(nèi),，三分在町外,。町內(nèi)者結(jié)實，町外者滋蔓”,。這些都是來自客觀實際的生產(chǎn)經(jīng)驗和生活常識,，在廣大農(nóng)村，這些切實有效的經(jīng)驗和知識很多還被廣泛地應用著,。

此書卷一收錄了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元五世祖先獻薯藤種法后獻番薯稟帖》,、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青豫等省栽種番薯始末實錄》等文獻，記述了福建華僑陳振龍將甘薯種從海外傳入國內(nèi)的經(jīng)過,，文字簡潔生動,，頗具史料價值。其中明萬歷二十一年六月的稟帖有“尤幸本年五月中開棹,，七日抵廈”等語,，說明陳振龍是在明萬歷二十一年五月中旬攜帶甘薯種回國，在船上漂泊7天后抵達廈門的,。這就揭示了甘薯種從海外傳入國內(nèi)的確切時間和具體經(jīng)過,，解決了農(nóng)學史上一個重大的研究課題，雖著墨不多,，卻尤為珍貴,。

關(guān)于甘薯從國外傳入還有另外的兩種說法：一是明萬歷年間廣東吳川林懷蘭從越南傳入,，一是明萬歷年間廣東東莞陳益從越南傳入。前者有清道光年間的《吳川縣志》及“番薯林公廟”為證,，后者以清宣統(tǒng)年間的《東莞縣志·物產(chǎn)·薯》所引《鳳岡陳氏族譜》為證,。這兩種說法都有所依據(jù),，不能否定,。但相對而言，證明陳振龍從呂宋傳入甘薯的是一部確鑿完整的農(nóng)學專著,，書中既有當事人陳述事件的稟帖,，又有官方考察審批的文件，更有地方志書的記錄,，可謂資料詳實,，因此更為可信。

《金薯傳習錄》下卷匯集了有關(guān)甘薯的詩詞歌賦,，包括賦,、頌、五言古體,、五言排律,、五言律詩、七言古體,、七言律詩等,，凡75首（篇）。作者大多是沒有顯赫聲名的封建官吏和文人,，所寫詩文主要著眼于甘薯的質(zhì)優(yōu)高產(chǎn),，對土壤、肥料要求低,，易于大面積種植,；抑或吟誦甘薯味道甘美，功同五谷,，可佐饑饉,；同時也謳歌了陳振龍傳入甘薯的功勛和金學曾推廣種植甘薯的德政。茲錄署名黃名香的《詠金薯》一首以見其概：“一自珠崖到海濱,，蔓山遍野總相因,。托根得地能蕃衍，結(jié)實隨時任屈伸,。甘比水芝堪佐酒,，功逾山藥可療貧。南邦處處傳佳種,，荒歉常供世上人,?！贝嗽娬劜簧夏捴巳丝冢挥么笱胖w抒寫至俗之物,，又朗朗上口,，自然率真，別有一番情趣,。

根據(jù)考證,，《金薯傳習錄》自乾隆年間編輯成書，之后至少刻印過三次,，每次刻印的數(shù)量也不少,。可是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初此書的全本只剩下兩部：一部藏于福建省圖書館,，另一部藏于南京圖書館,。其存世稀少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幾種：一是甘薯作為一種易于種植的農(nóng)作物，一經(jīng)掌握便可口傳心授,，無須進行理論指導,；二是種植甘薯的都是不識字的老百姓，他們看不懂《金薯傳習錄》,，沒有閱讀保存此書的必要,；三是封建時代“遵孔讀經(jīng)，科舉至上”,，鄙視生產(chǎn)科學知識,，《金薯傳習錄》學得再好也不能中舉當官，更不能光宗耀祖,。因此,，《金薯傳習錄》也就得不到人們的重視和愛護，甚至面臨著失傳的危險,。

1981年,，農(nóng)業(yè)出版社為了保存和推廣祖國農(nóng)學的善本珍籍，決定有計劃,、有步驟地編印《中國農(nóng)學珍本叢刊》,，并依照原書的式樣影印出版，《金薯傳習錄》（據(jù)福建省圖書館藏本影?。┘礊槠渲兄环N,。筆者購存的《金薯傳習錄》為精裝32開本，與朝鮮古農(nóng)書《種薯譜》合訂一冊,，1982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數(shù)2800冊。對于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和龐大收藏群體的國家來說，2800冊不過是九牛之一毛,，因此筆者的收藏雖然只是個影印本,，但亦頗為自珍。（陳偉軍 陳鳴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