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如同戰(zhàn)爭,，讓人的經(jīng)驗變得貧乏,；人的行為因為重復而喪失真切,；人的情感光譜一邊變得赤白，一邊變得赤紅,；語言的現(xiàn)象與本質(zhì)失去了原本普遍的黏著力，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它沒有戰(zhàn)爭對語言的毀滅來得徹底,。因此，描述瘟疫之外的經(jīng)驗在這個時期猶如站在道德針尖上的天使,，左顧右盼又不得不為之,。

按照原計劃，來葡萄牙兩周是為了給這邊的學生做一個講座,，再完成伊比利亞半島的穆斯林城市之旅,，沒想到，這兩周最后變成了一次完整的病毒隔離期,。更沒想到,，它更像是一次對自己溫州籍貫的曲線脫離(脫溫者？),，而這次成為重疫區(qū)的溫州讓“溫州人的猶太化”又多了一層新的含義,。

“鼠疫奪走了所有人談情說愛甚至交友的能力。因為愛情要求些許未來的曙光,，而對我們來說,，只存在當下的瞬間?！奔涌姇r而含情脈脈的敘述把瘟疫襯托得異常殘酷,，你有時候甚至想揪著他的領口質(zhì)問，你為什么不向瘟疫和人禍直接表達憤怒,，為什么還要在這個時刻展現(xiàn)對人在時空中的本質(zhì)的思考,，仿佛憤怒是唯一正當化的情緒。

我是先到的里斯本,，原計劃在這里逗留一天,，然后去科英布拉大學講課。這是我第五次來里斯本,，這座層巒疊嶂的城市展現(xiàn)出的紅瓦白墻,、條紋石子路和大海從未讓旅客失望。我在里斯本看了兩個展覽,，一個是熱羅尼莫斯修道院的臨時展,，關于“盧西塔尼亞的宗教”,，展覽入口放置著考古學家在葡萄牙挖掘出的拉丁文銘文，記錄的是一個行省的祭司(Lucius Cornelius Bocchus),，同時也是奧古斯都第八軍團的長官,。他在羅馬時期的里斯本(Olisipo)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被里斯本這座城市授予榮譽,。

哲學化是在異常時期對人類智識和語言的保存,。《佩雷拉的證詞》的作者,，旅居葡萄牙的意大利作家塔布齊安東尼奧·塔布齊(Antonio Tabucchi)言簡意賅地解釋了佩索阿的“不安”,，意大利文叫incapacità verso la vita(對生活的無能)，是生活無數(shù)次的“萬萬沒想到”引起的焦慮,。加繆是對的,，如果人的行為和情感沒有一絲對未來的期待，那么在瘟疫時期,，當下意味著無數(shù)次地重復無意義,，無數(shù)次地體驗對生活的無能。

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圣安東尼的誘惑》藏在里斯本的古典藝術博物館,，以博斯一如既往的強烈風格展現(xiàn)了亞歷山大的阿塔納修的《圣安東尼的一生》,，地獄里的小鬼和惡魔是這位沙漠中的教父一生面對的諸多誘惑，安東尼的垂死,、錯愕,、彷徨的表情都是北非修道院主義興起的前奏(此刻我腦子里響起的是馬斯奈的《泰伊思》)。

我們在面對瘟疫時期的圖像時,，再一次地遭遇了桑塔格在《論攝影》中所觸及的問題：圖像自身無法給出答案,，對圖像的解讀需要語境。圖像讓我們遭遇了怎樣的倫理困境,？非疫區(qū)的人如何表達正在疫區(qū)受難的人的同情,？實際上，我們在表達自己同情的同時,，也宣告了我們的無能,。

在去Santa Apolónia火車站的路上，路過薩拉馬戈基金會,，里面有一張薩拉馬戈,、桑塔格和布魯姆的合影，桑塔格逝世于2004年,，薩拉馬戈2010年,，布魯姆2019年，早上醒來又驚聞喬治·史坦納 (George Steiner)去世,，在我喜歡的歐洲文化巨擘一一離世后,，留下的是更安靜的文本世界,。

經(jīng)驗的貧乏導致我們想象力的貧乏。在和平時期,，飽受思念之苦的人可以想象愛人在遠方做些什么,，可以交流各自吃到的美食，看過的電影和戲劇,，也可以想象他或她在超市購物挑選心儀物品時的景象。瘟疫時期我們漸漸喪失了對遠方愛人行為的想象力,，進一步喪失了戀人臉龐的影像,，甚至是過往和未來，因為過往對當下一無是處,，未來被堵塞在當下,。

從里斯本到科英布拉的火車上，我遇到一位自稱從德國“逃亡”到葡萄牙的中國人,。他擁有葡萄牙簽證,，但在高收入的德國打工，后因簽證過期申請德國難民證,，難民證過期被發(fā)現(xiàn)又遣返回葡萄牙,，現(xiàn)在他又千方百計想通過私家車返回德國。我們同路了九分鐘,，下車前他感嘆了一句：四十歲了一無所有,，到處逃亡，人生怎么這么難,！

早年讀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時,，感到人類的文明是何等脆弱，制度,、道德,、文化、交往等亦步亦趨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它,，可在例外狀態(tài)到來之際,，它不堪一擊的脆弱讓人對這自欺欺人的文明的本質(zhì)感到羞恥，抑或假裝錯愕,，因為我們知道,，例外即本質(zhì)。

二姐在科英布拉讀文學博士,，所以我也跟著她讀了許多葡語文學,，包括巴西文學和非洲葡語文學。在幾個月前定下這次行程時,，二姐的導師便邀請我去他家晚餐(我們曾在羅馬見過面),。疫情暴發(fā)后,，我們一再試探他是否取消這次晚餐。老頭子十分執(zhí)拗,，說自己還懼怕流感病毒,？于是我們在蟶子飯、牛油果,、釋迦泥沙拉和波特酒之間,，討論了奧爾巴赫(Eric Auerbach)的伊斯坦布爾之旅以及世紀末的維也納，今晚,，他還要開車帶我們?nèi)ズ＿叧运钕矏鄣拿恕牎?/p>

沒有什么敘事風格天然適用于瘟疫,，無論如何，它都是我們經(jīng)驗之外的經(jīng)驗,，我們能做的,，是不要讓瘟疫侵入我們的精神世界，不要喪失我們的語言,，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在瘟疫過后，重建之時,，引起精神上的慌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