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經(jīng)》選詩經(jīng)周初到春秋中葉約500年的時間跨度來看,，《詩經(jīng)》無疑經(jīng)過了歷代多次編集的不斷積累才最終成書,，但孔子很可能是《詩經(jīng)》最后的編定、校定者,。

●周代詩人們對歷史進步的高度敏感,，對現(xiàn)實的清醒認識,，是非分明的價值判斷,，從先進的文化層面,，夯實了西周和東周共延續(xù)近800年的基業(yè)。

●“風雅”即《詩經(jīng)》中風詩,、雅詩融入廣闊社會、民間,，并提升其文化內(nèi)涵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風雅”成為唐代詩人的主要標準,，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等,，都在他們的詩篇或詩論中，推崇源自《詩經(jīng)》的“風雅”“比興”,。

張中宇

《詩經(jīng)》之《七月》

《詩經(jīng)》之《鴻雁》

《詩經(jīng)》的編訂問題

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刪詩”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guān)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备鶕?jù)司馬遷的記載,，孔子做了兩項與《詩三百》編訂相關(guān)的關(guān)鍵工作。第一項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詩中,，去除重復，校訂錯訛,，編成了一個文獻意義上的“善本”,。第二項是“取可施于禮義”，即進行選擇,，也就是說,，《詩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為編輯標準進而形成的新的“精選本”，與孔子所依據(jù)的此前的各種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司馬遷顯然認定《詩三百》是孔子依據(jù)流傳的大量文獻重新“編定”，而非僅進行文獻整理,。東漢班固,、王充，唐代陸德明,，宋代歐陽修,、程顥、王應麟,，元代馬端臨,，明代顧炎武等，均沿襲司馬遷說,。司馬遷,、班固,、王充等，都是時間距孔子最近的漢代著名史學家或思想家,，他們可以依據(jù)更多,、更可靠的調(diào)查和取證，來做出史學或詩學的理性判斷,。

學術(shù)界一般認為唐代孔穎達主持編撰的《五經(jīng)正義》,，其中最早對司馬遷“刪詩說”表示懷疑，認為先秦典籍中,，所引《詩三百》以外“逸詩”數(shù)量相當有限,，由此推測當時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詩供孔子刪選。南宋鄭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刪詩”,。但這些“有限的懷疑”，并沒有動搖時間更早的司馬遷以來的基本判斷,。轉(zhuǎn)折點在清代,，朱彝尊、趙翼,、崔述,、魏源、方玉潤等均否定孔子“刪詩”說,。由于否定者眾,，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論題的方向，也相當程度上影響到現(xiàn)當代學者,。這里需要指出,，清代對“刪詩”說人多勢眾的否定，有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獄的重壓之下,，學者無不噤若寒蟬，唯有回頭翻檢古籍,，尋求發(fā)展空間。隨著時間的流逝,，證據(jù)的模糊,，這就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間。但章太炎,、郭沫若,、鄭振鐸均堅定支持孔子“刪詩”說。鄭振鐸在《文學大綱》中指出：“如無一個刪選編定的有力的人出來,，則《詩經(jīng)》中的詩決難完整地流傳至漢,。這有力的刪選編定者是誰呢,？當然以是‘孔子’的一說，為最可靠,，因為如非孔子,，則決無吸取大多數(shù)的傳習者以傳誦這一種編定本的《詩經(jīng)》的威權(quán)?！编嵳耔I這一段論述很值得注意,，因為懷疑、否定孔子“刪詩”說的一個顯著缺陷,，就是無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編定《詩經(jīng)》的人,，《詩經(jīng)》的編定于是成為“無主公案”，這正是疑古主義必然要走向的陷阱,。和近,、現(xiàn)代學者大多沿襲清代學者的疑古思潮不同，當代學者顯然更為自信,，對傳統(tǒng)文化則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刪詩說的學者更多。初步統(tǒng)計,，近40年數(shù)十位學者發(fā)表的專題論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刪詩”說，且這些論文多發(fā)表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chǎn)》《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對“刪詩”說的論文基本上不見于重要專業(yè)期刊,。從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間，支持孔子“刪詩”說的專題論文15篇,，反對孔子“刪詩”說的論文僅1篇,。這個比例是很有說服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刪詩”不斷有新材料,、新證據(jù)發(fā)現(xiàn),，而反對孔子“刪詩”說很難發(fā)現(xiàn)新材料、新證據(jù),，只是在概念上重復一些質(zhì)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著有必要反思清代以來的相關(guān)結(jié)論,。

尤其是,，司馬遷“刪詩”說描述了一個關(guān)鍵史實：從孔子逾戰(zhàn)國至漢武帝時期——距離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間，包括戰(zhàn)國時期墨,、道,、法諸家，當時社會均對儒家編定《詩三百》無異議,，否則司馬遷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從歷史的角度記載相關(guān)爭議?！芭邪浮庇幸粋€重要原則,，就是誰距離“現(xiàn)場”更近，誰的證據(jù)就更可靠,。在《詩經(jīng)》編定這一個爭議中,，距離“現(xiàn)場”最近的，無疑是墨子,、司馬遷,、班固等，司馬遷,、班固還是公認的“良史”,。表示懷疑的唐代的孔穎達，距離“現(xiàn)場”已經(jīng)超過1000年,，距離司馬遷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說清代學者距離“現(xiàn)場”已經(jīng)超過2000年。當代否定“刪詩”說的學者多引《左傳》中的“季札觀樂”這條材料,，來說明在孔子年幼的時候,，已經(jīng)形成了規(guī)模差不多的《詩經(jīng)》選本?？墒?，漢代專治史學的司馬遷、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傳》,，像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為何不采用這條材料？撇開這條材料的真?zhèn)尾徽f,，它無論如何也無法證明在孔子年幼時存在一個可以稱之為“詩三百”的選本：這條約700字的“觀樂”材料,，連“詩”這個字都沒有出現(xiàn)！正是考慮到司馬遷,、班固治史學的嚴肅性,，以及他們更接近相關(guān)事實等因素，“刪詩”說不宜輕易否定,。當然,，在孔子“刪詩”之前，還經(jīng)過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關(guān)的階段性“整理”,，孔子應該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礎(chǔ)上，進行最終的編定,、校定,。即《詩經(jīng)》的編纂,，還是一個融合了群體智慧的綜合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