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致陶亢德手札

　　去年嘉德秋拍“信札寫本”專場上的魯迅致陶亢德函件,，“很可能是抄家后沒有發(fā)還的那一封”。遠寓舊金山灣區(qū)的陶老師,，記得家里有過一封信，列出了要求發(fā)還的物件清單,，當中就包括魯迅的信,。和其他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一樣，這封寫于1934年6月8日的信來自哪里,，她也很想知道,。受行規(guī)約束，這件因高價成交引起喧嘩的信札來龍去脈如何,，一時間成了謎團,。

　　趙武平

　　去年嘉德秋拍收槌前一天，遠寓舊金山灣區(qū)的陶老師,，接到我的信,，回了一個電子郵件，談起“信札寫本”專場上的魯迅致陶亢德函件,，推測說“這很可能是抄家后沒有發(fā)還的那一封”,。她記得家里有過一封信，列出了要求發(fā)還的物件清單,，當中就包括魯迅的信,。和其他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一樣，這封寫于1934年6月8日的信來自哪里,，她也很想知道,。受行規(guī)約束，這件因高價成交引起喧嘩的信札，和另外那封同場交易的陳獨秀寫給她父親的信,，來龍去脈如何,，一時間成了謎團。

　　目下可見的,，自1933年10月至1934年7月為止,，魯迅寫給陶老師父親的信，包括去年拍賣的,，統(tǒng)共十九封,，—— 1978年10月起開始出版、1980年6月出齊的《魯迅手稿全集》八冊書信,，完整收錄了所有這些信函的影印件,。信札當中最早發(fā)表的，正是陶亢德接到的第一封魯迅回信,，收在1972年10月內部發(fā)行的《魯迅雜文書信選(續(xù)編)》里,，寫信時間是1933年10月18日(魯迅下午收到來信，當晚就回復了),，信的注釋說“陶亢德,，當時在買辦資產(chǎn)階級文人林語堂主辦的《論語》半月刊任編輯。本函過去沒有發(fā)表過”,。此前,，無論許廣平先后于1937年和1946年編印的《魯迅書簡》，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十卷本《魯迅全集》書信卷,，都不曾輯錄任何一封寫給陶亢德的信,，——原因是什么現(xiàn)在比較難說，但顯然跟收信人身份敏感有關,，尤其是他參與汪偽政權文藝出版,，戰(zhàn)后以“文化漢奸”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上訴后經(jīng)最高法院裁定,，改判一年零三個月，緩刑兩年,。“文革”后期,，由于周海嬰上書毛澤東，請求“出版一部比較完備和準確的魯迅書信集,，……一部收入現(xiàn)存全部書信,，認真按照手稿校訂過的新的魯迅書信集”獲得批準，從而使得1978年8月出版的《魯迅書信集》,，首次不避諱通信者身份,，公開了收集到的全部信函,，合計一千三百八十一件。這一版書信集沒有注釋,，也不注明收信人身份,，是1981年版和2005年版全集書信卷的基礎，其中的魯迅致陶亢德信,，內容一樣,，注解卻有改變。最新一版的注釋,，增補了生卒年代,，刪去了上一版注文末句“抗日戰(zhàn)爭時期墮落為漢奸”，改作“陶亢德(1908至1983),，浙江紹興人,。當時為《論語》半月刊編輯，后又編輯《宇宙風》,、《人間世》等”,。

　　以前聽說，陶老師父親聚藏的作家手稿,、照片,、書簡和字畫，因為“文革”抄家而多有缺失,。上世紀八十年代發(fā)還時,，在他主編的《宇宙風》上連載的《駱駝祥子》手稿，和一些名人的書簡與文稿雖得收回,，但數(shù)目與先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對于這次拍賣品的來源，社會輿論并不一致,。有聲音說,，陶亢德的魯迅書信，建國后多已捐出,。至“文革”開始,，他手上不會還有魯迅手稿。紹興魯迅紀念館也證明,，1953年4月12日,，陶亢德捐贈了四封魯迅書信，包括給林語堂的兩封,。是否可以就此推論,，抄家物資中不再有魯迅書信了呢,？

　　事實難以斷定，但未必沒有別的可能,。陶老師也說,，“我父親是很早就把書信捐出去的。……但不能排除他讓公家抄了以后還給他,。”在她記憶里,，“我父親對學習外語很有興趣，他都是自學的,。解放后我還記得他找白俄老師教他俄文(我考上北大學英語,，他很高興，要和我談如何學英語,?？上耶敃r沒太理會)。”她故而推斷,，“我認為這是他保存這封信的原因,。”若真是這樣，“流傳在外僅此一通”的結果,，該是抄家所致,，——這封信抄走以后，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說來也是,，以“革命”的名義，堂皇抄去的東西,，完璧歸趙能有幾許,？“這十一年里我認識的人中間，哪一家不曾給‘造反派’或紅衛(wèi)兵抄家?guī)状?？有關文化的東西哪一樣在‘浩劫’中得到保全,？”——還記著巴金這個詰問的人們，自然未免會聯(lián)想起,，魯迅通信者趙家璧和金性堯,，及其所藏魯迅作品和書簡的命運。

　　趙家璧說,，本來家里藏有魯迅,、茅盾、郁達夫,、老舍和沈從文等人書信六七百封,，包括魯迅書信四十九封。在1966年的抄家中,，作家信箋多被當作“黑材料”而沒收,，惟有魯迅書簡得以豁免,，——造反派說：“魯迅的信是革命的，我們不要,！”到了1969年10月,，卻又有通知說，“私人藏有革命文物者,，都要上繳組織代為保管”,，只好把裱裝成冊頁的魯迅書簡，“親自送到紹興路五十四號的連部駐滬辦公室,，換來一張代為保管的收據(jù),。臨行時，經(jīng)辦人還安慰我說,，但等天下太平,，定必原物發(fā)還。”兩年后,，上海魯迅紀念館突然派人前來“致謝”,，說他“捐獻的魯迅書信，不但數(shù)量多,，而且加工裱裝得如此精美,，是他們長期征集工作中所從未遇到的”。他開初莫名其妙,，稍后迅即無奈明白過來,，魯迅的書信，再也不歸他所有了：“但我到此才懂得連部所謂代為保管之說,，根本是一派胡言,。工、軍宣隊擅自處理私人所有的革命文物,，令人氣憤,。”

　　同樣，陶亢德的朋友,、同魯迅有過四次通信的金性堯，也“曾經(jīng)以有初版本的《野草》而自豪,，對毛邊的《墳》與《華蓋集》等也特別喜歡,。還有黃裳先生送我的第二版的《吶喊》，其中還保留著《不周山》”,。但五十年后,，他的書架上，“已沒有魯迅的單行本和譯作了”,。他和許多熟人都想不通：“怎么,，連魯迅的著作也要抄得去么,？”然而，“事實也就是抄得去了”,。

　　有人會說,，要是留有抄家清單的話，遺失物件的去向,，就比較容易找了罷,。那又怎可能呢？不分青紅皂白的造反派,，不會允許被抄家者亂說亂動,，更不大會給受害人開收條、列清單——見過一部自印的“文革”日記中,，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一則,，記載了上海出版界抄家活動的詳情，足以展現(xiàn)令人驚詫的一幕：

　　上午,，和劉桂英,、洪德林去金兆梓家補抄家，要金搬到汽車間去,，將兩間房讓出來,。其實，主要是一些書和空的櫥柜,，差不多沒有什么東西,。(金已快八十，半身癱了,，有一個保姆服侍他,，還有他金華的一個侄女在。弄來弄去,，花了幾乎一個上午,，才封了起來。)單位里的抄家物資今天已車出去變賣,，資本家李昌允家的相簿,、衣架也拿來了，結果,，將照片撕下,，把簿子拿去賣。我說,，有些東西和相片,，以及生活小用品如衣架，可以給他們,，反正又不值幾個錢,。他們說不行：因為,，一還，就會給人印象,，似乎是“抄錯了”,，“退還抄家物資”了。這也有理,。上午,，我們抄金家時，就沒有要那些破爛,，都讓他們搬了去,。我總覺得金大概早已將值錢的東西轉移了出去。

　　“破爛”,、“不值錢的東西”,，尚不輕易放過，何況文物和字畫呢,？“值錢的東西”,，除了僥幸發(fā)還的，其他的歸宿,，不外是被毀壞,，被“變賣”，被收歸公有——或者進入博物館,，或者藏于圖書館,，甚至歸入“公家人”私囊。有材料說,，僅1966年8月18日后一個月,，北京被抄家的達十一萬四千多戶：上海從8月23日至9月8日，抄家八萬四千二百二十二戶,。到9月下旬,，天津抄家一萬兩千戶；從6月至10月初,，全國紅衛(wèi)兵收繳的現(xiàn)金,、存款和公債券達四百二十八億元，黃金一百一十八萬八千余兩,、古董一千多萬件——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多次前往北京市文管處，攫取古籍一萬兩千零二部,，其中不乏宋元版和明版珍本或孤本，而它們多數(shù)原屬運動中落難的知名人士,，比如齊燕銘,、鄧拓,、阿英、章乃器,、傅惜華,、趙元方和陳夢家。

　　因為魯迅書簡的拍賣,，我忽然記起來,，1995年夏天的時候，陪陶老師去黃山,，第一次聽她談到亢德先生,，和他做雜志編輯的“秘訣”：

　　對于無名作者的來稿，我們不但不應不看而退或撕,，并且對其第一篇來稿還必“從寬錄用”,，我有這么一個看法，就是一個作者第一次投稿給你如經(jīng)采用,，他以后如有更佳之作定可十九歸你,，因為一個作者的投稿，總向曾經(jīng)發(fā)表過他文章的刊物投去,。而到了第二三篇投來時,，你就嚴格處置，也不至于使他不再來第四五篇,，他至少已經(jīng)明白你不是有眼無珠或唯名是用的編輯,，后來的投稿不取，大半會歸罪于自己寫得不好,。若是第一篇投稿雖有可取之處而你不用,，這就如對一個乘興而來滿腹誠意的訪客享之以閉門羹一樣，以后再望他登門拜訪,，一定是十拿九不穩(wěn)的了,。就我的經(jīng)驗而論，這樣辦法確乎不壞,，雖然無從與不如此做的結果作一比較,，因為我始終不會不如此做過。

　　上山前,，我壓根兒還不知道,，陶老師父親就是陶亢德，更不清楚他一生辦過許多雜志,，——“自民國二十年起到三十年為止,，我所參與過的，共同發(fā)起的，主編的,，手創(chuàng)的雜志,，仔細算算已經(jīng)十有四個，其中除一二個之外,，其余的可說與我都大有關系?，F(xiàn)在想想，以一個并非學新聞的人——其實我什么都沒有學過——而居然敢與這么多的雜志‘大有關系’做‘將官頭’,，而又居然這么多雜志在內容上并不是‘剩余價值’‘低級趣味’,，在營業(yè)上并不虧本賠錢，小部分固是我的膽大妄為,，大部分還是全國作家的鼎力援助”,。同作家打交道，他當然有條件收藏他們的書簡文稿,。

　　后來,，我又找出亢德先生一些文章，還有他二十五歲時出版的《徒然小說集》,，看見韜奮先生給他作的序言里,，對這位學徒出身、做過小店賬房先生的“前途未可限量的青年作家”,，充滿感情地寄予著厚望：

　　我和徒然先生做朋友的經(jīng)過,，回想起來，也頗有趣味,，他原是一位《生活》的熱心讀者,，前年在沈陽的時候，他時常替《生活》撰著通訊,，后來到了九一八的極危險的時期,，他在這一兩天內每隔數(shù)小時，還在槍聲炮吼風聲鶴唳中執(zhí)筆作快函寄給《生活》,，敘述當時的種種狀況,，雖街道上及郵局中布滿了日兵，絲毫不能減低他的熱忱和勇氣,，我當時每接到他的一封信,，即受一次很深的感動，周刊付印有定期,，往往臨時趕往印刷所把他稿勉強抽出,，把他的通訊插入，后來他由沈陽回到上海,，《生活》周刊社適需人襄助,，便請他加入共同努力于本社的工作,。我們敬佩他的奮斗生涯，敬佩他的忠勇奮發(fā),，希望他于出版這本小說集之后,，還繼續(xù)努力，為我國文藝上多開幾朵燦爛之花,。

　　1950年后，亢德先生仍做編輯,，任職革新書店,、群聯(lián)出版社、新知識出版社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補劃為“右派”,，1983年5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