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發(fā)生,，打亂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和人們的生活節(jié)奏,，給人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嚴重的危機，但這并沒能動搖我們的必勝信念。這種必勝信念,，不僅來自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yōu)勢和執(zhí)行能力,，也源于中華文明的“韌”性特質。

災疫頻仍的中華民族

縱觀歷史，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只有中華文明不僅一脈相承地延續(xù)下來，而且不斷創(chuàng)造輝煌,。這并不是因為中華大地得天獨厚,，事實上，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所遭受的災難尤深尤重,。中國地域遼闊,、環(huán)境復雜，加之人口眾多導致資源匱乏,、生態(tài)脆弱,，因而成為世界上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據鄧拓1937年所撰寫的《中國救荒史》一書統(tǒng)計,，史學界關于中國自然災害史的統(tǒng)計和研究,，從先秦到民國3700年間，史籍所見的水,、旱,、蝗、雹,、地震,、瘟疫、饑歉等災害,，計有5200余次,；其中死亡人數過萬的重大自然災難達到190多次，死亡人數超過3000萬,。單就瘟疫而言,，清末以前，有確切疫災年份記載的發(fā)生過疫災的年數為669年,，平均每4年就有一年發(fā)生疾疫災害,，而且越靠近近代，瘟疫發(fā)生的頻次越高,、程度越烈,。所以鄧拓說：“我國災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獻可考的記載來看,，從公元前十八世紀，直到公元二十世紀的今日,，將近四千年間,，幾于無年無災，也幾乎無年無荒?！?/p>

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的頻發(fā),，加上救災條件的落后，給普通民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即以近代而言,，1876至1878年華北的“丁戊奇荒”，至今晉豫鄉(xiāng)間還多存有“記荒碑”,，讀之令人感慨,。由于自然災害以及伴生的社會動蕩、國內戰(zhàn)爭,、外敵入侵,，世界上很多輝煌一時的偉大文明就此覆滅。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就提出,， 兩河文明,、希臘文明與羅馬文明的衰落，與自然災害的頻仍直接相關,。而據后來的歷史研究,，也證明古埃及文明、兩河領域的古阿卡德帝國,、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氣候波動和生態(tài)崩潰,；瘟疫的暴發(fā)，也直接導致了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的結束以及“發(fā)現新大陸”之后美洲原住民的大量滅絕和阿茲臺克帝國,、印加帝國的迅速瓦解,。但是，讓災難史研究者很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何以同樣遭受周期性,、大規(guī)模自然災害的中華民族,，卻每每能夠在災難中迅速恢復，并持續(xù)發(fā)展,？

儒道互補的文明特質

對于這一問題,，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視的是,，自古以來資源的短缺,、災難的頻仍，讓中國人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民族心理,，并積淀為一種深層的社會意識,，我們可以稱作“韌”的精神。在中國文化中這種“韌”的精神,，蘊有強大的自我恢復和更新能力,，呈現出變通的智慧和頑強的活力,，從而安然渡過歷史長河中各種各樣的困境，生生不息,，綿延不絕，歷經一次又一次的災難和變革而延續(xù)至今,。

“韌”的精神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個表現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內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統(tǒng)國家出現的前夜，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針對不同的社會情境,，各抒己見，提出為人處世,、治國安邦的種種方案,，形成了數千年來民族智慧的“百寶箱”。其中兩個相輔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說儒家思想代表了中華文明積極進取、勇于擔當的陽剛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則反映出謹慎內斂,、謙虛忍讓的陰柔一面。兩者一剛一柔,，一張一弛,，共同鑄就了中華民族的“韌”性特質。

儒學是講求“入世”的進取型思想,，它以“修齊治平”為己任,，追求人在社會中的自我實現。這種思想恰可與現代社會的競爭環(huán)境相配合：現代社會崇尚進取,，鼓勵競爭,；儒家思想重視群體，鼓勵奉獻,，這些都是社會前進的動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夠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fā)巨大的潛能,，東亞“儒學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莊子》所謂“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現代社會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也是一個不斷加速,、高度緊張的時代,。在超速的社會發(fā)展中,，進取型的思想也會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過重視“成就”而忽視人與自然的協(xié)調,，過于重視“功名”而忽視人與內心的平衡,。由此而言，這次疫情的暴發(fā),，使我們能在高速發(fā)展的社會生活中重新回顧中華文明中沉靜內斂的另一面,。

實際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種“社會病”,，一種“文明病”,，它在歷史上就是隨著人類進入農耕社會開始大規(guī)模的聚居而發(fā)生，并隨著人群的移動而傳播,。而近三百年間開始的現代化進程,，是人類歷史上最劇烈、最深遠的社會變遷過程之一,，也是對自然的征服,、資源的掠奪、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最嚴重的時期,。長期以來,，人類都習慣于認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價值,，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顧自然的利益，這就是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中國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處,，就在于它在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發(fā)展的這種缺陷。在道家看來,，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無貴賤”“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人與自然萬物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不要把人凌駕于自然萬物之上，人的社會秩序要去適應物的自然秩序,。要摒棄對自然過度的強力扭曲,、干擾和破壞，使萬物能夠“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達到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存在與發(fā)展的最佳狀態(tài),，這就是“道法自然”?！疤熘?，損有余而補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順應自然,，才能達到與自然的協(xié)調統(tǒng)一,。這種整體主義的生態(tài)自然觀，能夠糾正“生態(tài)擴張主義”的偏失,。

其實,，不僅是面對自然，在面對現代的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時候,，道家的態(tài)度也值得重視。社會成員長期處于競爭壓力和信息爆炸之下,，會失掉應有的韌性,，感到焦慮抑郁，心靈無處安放,。而這次疫情帶來的沖擊,，又將這種心態(tài)失衡進一步放大：對于病癥的恐懼、對于封閉的不適,、對于未來的焦慮,，縈繞在很多人的心頭，讓人寢食難安,。對此,，道家思想強調要對災變生死抱有順應的超然心態(tài)。同時,，它又特別重視對于身家性命的養(yǎng)護,，認為過分放縱物質欲望是疾病之源，主張返璞歸真,，在沉靜自然中積蓄力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在現代社會的喧囂聲中求得內心的安寧至為重要。這種淡泊自然的生活態(tài)度,，在任何時代都有其意義,，而尤為一日千里的現代社會所需要。道家還指出逆境和順境的辯證關系：“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認為靜可以轉化為動,，柔可以轉化為剛,，弱可以轉化為強,。認識了災變生死的必然性和正反轉換之可能，我們在面對突發(fā)疫情時就能有所寄托,，進退自如,。

進退有據的中國智慧

“內用黃老，外示儒術”,，是中國古代許多治平之世的原則,，實際也是對中國智慧的一種概括。儒,、道兩家所代表的中華文明進取和內斂的兩種取向,，相互補充，在面對不同的社會情境時提供了靈活的應對之道,。馮友蘭先生說：“儒家‘游方之內’,，顯得比道家入世一些；道家‘游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一些,，這兩種趨向彼此對立，但是也互相補充,。兩者演習著一種力的平衡,，這使得中國人對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比寮液偷兰宜枷氲牟⒋?，進取和內斂精神的結合，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韌性”基因,，形成了中華文化豐富的變通智慧和強大生命力,，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擁有的一種有效應對時代挑戰(zhàn)的機制。面對此次疫情,，我們不僅要有擔當,、講仁義，同時也要有反思,、講靜氣,，“以柔蘊剛，以剛蓄柔,，剛柔并濟,，不折不崩”，抱有“韌”的精神,，相信中國人民不僅一定能夠戰(zhàn)勝這次疫情,，而且會繼續(xù)取得偉大的成就。

(作者：王學典,，系山東大學高等儒學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