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院人文學院教授、策展人曹慶暉將畫家李斛視作“處女座畫家” ，這不僅因為這位享年僅56歲的畫家出生于1919年9月20日,，還因為李斛在晚年病痛纏身時給自己寫下了座右銘“胸懷遠志,，不畏近難” ——這個座右銘促使曹慶暉將12月9日至2019年1月3日由中央美院主辦的大型回顧展覽“遠志四韻——李斛的藝術步履”分為四個主題韻章“土地”“百煉”“心潮”“斛殤” ，以此來勾描李斛的人生與藝術步履,，闡述他的人生與藝術遠志,。

在20世紀中國畫變革發(fā)展的歷程中，在從國立北平藝專到中央美院中國畫教學發(fā)展的歷程中,，李斛均作出了突出貢獻,。他較早地“以中國紙墨用西洋畫法寫生” ，一方面追隨徐悲鴻,，崇尚徐悲鴻中西融合,、堅持現實主義的藝術理念,；另一方面，他大膽求索創(chuàng)新,，踐行從傳統(tǒng)中走來的現代轉換,，成為中國畫探索新法新貌過程中的實踐者和先驅者。

“處女座畫家”

作為中央大學師范學院藝術學系1946年的一名畢業(yè)生,，“1948年冬天,，我的父親李斛拿到了北平國立藝專的教職員證，從那時起一直到他去世,，他都沒有離開中央美術學院” ,，李斛之女李蓉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早年間篤定“再窮不過討口,，不死就要出頭”而由川入京的李斛真正進入了夢寐以求的畫家行列，成為中央美院的一名教師,。在激情滿懷的新生活里,，他覺得人生有限而藝術無限，他渴望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到無限的藝術創(chuàng)作中去,，為此他又壯志滿懷地寫下“人生有限,，藝術春秋”的座右銘自勵。在他20世紀五六十年代千錘百煉,、精益求精的百煉期里,，他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具有時代風貌和文化新意的作品，如《廣州起義》 《披紅斗篷的老人》 《關漢卿像》等,，為現代中國畫壇留下豐厚的藝術遺產,。

在中央美院的創(chuàng)作和教學生活中，李斛進一步深入地通過素描研究和實踐,，錘煉造型能力,，但尤其注意經寫生分析之后與水彩、油畫,、彩墨等不同媒介的轉換,。“展覽中的彩墨人物畫,，就多有與之相關的,、自我要求很高的素描寫生研究在先，而同一對象的素描分析和彩墨表現又都具有各自獨立的審美價值,，那份‘盡精微’的鉆研勁兒,，可真不愧是典型的‘處女座畫家’ 。 ”曹慶暉說,。

徐悲鴻之子徐慶平至今記得,，中央美院老校區(qū)U字樓的走廊上掛著一幅素描,，那是李斛用了90個小時創(chuàng)作的希臘女神雕塑素描，“來到走廊看到作品的人,，都能夠從中了解到中央美院突出的造型能力” ,。徐悲鴻“藝為人生”的寫實主義追求以及強調素描基礎、聯(lián)系構圖實踐的寫實主義教學,，造就了有造型天賦的李斛關懷底層普通民眾的藝術利器,。中央美院院長范迪安認為，在技法革新上,，李斛最值得稱道之處是提倡由素描入手塑造形象,，將西畫的厚重色彩語匯與中國畫的淡染水墨質感相結合，并注重對細節(jié)和神韻的描繪,，將這一技法運用在山水畫和人物畫兩類創(chuàng)作之中,，都取得了別開生面的成果。曹慶暉認為,，在李斛突出的實踐性研究——彩墨人物畫和彩墨夜景畫中,，他特別注意形象的觀察與表現——從形象觀察進入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最終落實為藝術表現：“說得具體一些：看到的是那樣→是不是那樣→應該是怎樣→我怎樣表現它” ,，李斛曾這樣說,。

“不能做小買賣”

在藝術創(chuàng)作之外,，李斛始終踐行教書育人的高遠理想,。他在中央美院中國畫專業(yè)任教，講授素描,、速寫等西畫課程,，通過嚴格的基礎訓練夯實學生的造型能力，使徐悲鴻美術教育學派在不斷的思想改造中成為從彩墨畫科到中國畫系探索建立寫生,、臨摹與創(chuàng)作相結合的“三位一體”教學體系的主體力量,。

在20世紀中國社會的激流涌動中，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不同的藝術道路選擇和藝術實踐陣營出現了被選擇利用和被壓制打擊,、勢強和勢微的分野，最終形成在辯證否定徐悲鴻寫實主義基本經驗上的歌頌現實主義人物畫發(fā)展成為主潮這一事實,。對此格局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至今仍是一個容易引起爭鳴的話題。觀照李斛的藝術人生與創(chuàng)作探索,，中國美協(xié)名譽主席靳尚誼認為,，“文革”之后很多對美術創(chuàng)作和美術教育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現在我們需要冷靜地思考,、認真做學術,，就像李斛先生所做的那樣,，把學術提高一個高度—— “不要畫派之間爭論太多，要好好畫畫,、提高技術,，才是最重要的” 。

李斛因青少年時期“再窮不過討口”的貧困生活落下胃疾,， 1955年曾做過胃部切除手術,，同時發(fā)現肝局部硬化。但是,，日后他帶學生到工廠,、煤礦、農村和敦煌等文化遺產保存地實習,，隨中央美院職工下放河北磁縣勞動鍛煉,，奉命為民族飯店、北京飯店等單位創(chuàng)作中國畫,，他都不求照顧,，自我忍耐，甚至也“從不向家人講述自己的任何困難,，一貫都是在寬慰別人” ,。1973年，為完成北京飯店所需中國畫抱病工作的李斛,，又先后以隸書和行草書自我鼓舞地寫下座右銘“胸懷遠志,，不畏近難” 。然而在身體疾患不得康復的時候,，更大的精神迫害最終徹底把李斛壓垮了,。1974年，李斛等十幾位畫家為北京飯店等單位創(chuàng)作的中國畫被打成“黑畫”在中國美術館受到莫須有的批判,。1975年11月10日,，李斛病逝。

在李斛參與的第二代中國畫教學集體的培養(yǎng)下,，受惠于這個集體的第三代畫家——劉勃舒,、姚有多、蔣采蘋,、盧沉,、張憑、陳謀,、王同仁……得前輩培育,，又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下，繼續(xù)以李斛所表率的“胸懷遠志，不畏近難”的進取精神,，勇于探索,，積極變革，回應著新時代對教學與創(chuàng)作的新要求,。多年以后,，這些學生已成名成家，當他們回憶起老師的時候,，幾乎都會提到李斛那些川音濃郁的教導：“藝術上就是要強求,！ ”“不能做小買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