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是民族的血脈

筆者覺得，如果說“書的前半生”是寫書人對自然,、社會以及人自身認識和思考的凝華,，那么“書的后半生”就脫離作者，成了讀書人和藏書人的事情,。書籍一旦流轉(zhuǎn),，不管是抄本還是印本，就不再只是個人的感知,，而化身千百,，成了知識傳播的過程，成了社會的力量,。

但是,，在漫長的歷史中，書籍稍有不慎就會失傳,。筆者曾在國家圖書館工作多年,，坦承國圖真正夠善本級別的書籍僅有兩萬種，其中還有許多是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剔除這一因素,，真正具有文獻價值的古籍不足五千種,，遠不能涵蓋中國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的浩瀚文獻?！俄n非子》《管子》《荀子》引用許多如今已不可見的書,，甚至連名列“六經(jīng)”的《樂經(jīng)》也敻不可見?！渡袝芬嗳绱?，若無孔府魯壁夾層中的藏書，也在焚書坑儒中失傳了,，而因傳承中的斷裂,，《尚書》重現(xiàn)后引發(fā)的今古文之爭擾攘了近兩千年。

書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大典,，是法制與人文精神之所在,，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書籍都是最早的收藏品類之一,，而且也被供奉得最高,。亞里士多德講世界七大奇跡，其一就是亞歷山大圖書館,；考古發(fā)現(xiàn)兩河流域的檔案館或圖書館，保留大量楔形文字文獻,；考古發(fā)現(xiàn)死海地區(qū)古代以色列文明的羊皮書……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間,，書籍已經(jīng)成為各地文明的共同收藏。

藏書是民族的血脈,，書籍會告訴你從哪里來,。當然，考古發(fā)現(xiàn)也會告訴你從哪里來,，但那是被動,、無意識、必須通過科學(xué)分析才能知道的,，但書籍卻主動而有意識地告訴你,，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

半頁殘紙里的大名堂

筆者認為,，古籍的價值看書的“三性”。其一是“文物性”,。國家圖書館對于古籍善本的界定有一個時間的下限,，即清乾隆六十年（1795），1795年后除非特殊情況一般不進入古籍善本的范圍,。國家文物局規(guī)定的文物出境限制標準也定在1795年,，適用于瓷器,、書畫等各類文物，但當年文物局長鄭振鐸獨將古籍善本的出境限制標準定于1911年,，比一般文物品類下限延長了一個多世紀,。這是對古籍的特意保護。

關(guān)于“文物性”,，筆者曾經(jīng)手一頁殘頁,，上面保留了書名《丹陽后集》和刻工姓名。根據(jù)刻工姓名可判斷此書產(chǎn)于宋代江西,，然而此書在所有的圖書館里均沒有著錄,，換而言之，這是一本失傳了八百余年,、只剩下半頁的古籍,，這半頁書當即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后來,，筆者得悉這一殘頁出自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之家,。1921年，清宮內(nèi)閣大庫流出“八千麻袋”古籍和檔案,，當時傅熹年祖父傅增湘收購了大量宋版書和元版書,。其中有一本宋版書的封皮是紙糊的硬殼，經(jīng)過數(shù)百余年的歲月洗禮,，漿糊失去了粘合力,，硬殼散落后漏出了糊殼的宋代廢紙，其中的殘頁之一就是《丹陽后集》,。筆者借這個傳奇故事說明,，古籍的文物價值不可貌相，半頁殘紙也可能有大名堂,。

其二是文獻性,。這是書籍所共有的屬性，依賴的是蘊含其間的思想和總結(jié),，即便是新書也具有文獻價值,。

其三是藝術(shù)性。古代雕版往往是先由名家手書,，后交付刻工雕版,。據(jù)傳，宋代大學(xué)者周密的《草窗韻語》就是由周密本人手書上版的,；“揚州八怪”之首金農(nóng)早年臨寫北宋藏經(jīng),，都出自北宋大和尚手筆；元代某些刻工用的是趙孟頫書法的變體字，趙孟頫本人也未必能寫出這樣的書版字,，所以個個有風(fēng)味,，都是好的藝術(shù)品；清代《昌黎先生集》末頁有“福建林佶手書上版”,，也是大家手筆,。

藝術(shù)性的第二個表現(xiàn)在于版畫。清初刻本《三國演義》版畫采用八色套印,，同時代歐洲先進的海德堡套印術(shù)也只能達到四色水平,。明代萬歷年間的版畫，水平之高可稱絕于世界,，比如鄭振鐸先生曾收藏了萬歷版《金瓶梅圖》,，后來轉(zhuǎn)交給國家圖書館，這是出自安徽黃氏家族的寫意版畫,，藝術(shù)性極高,。

天祿琳瑯的流轉(zhuǎn)故事

除了其本身具有的價值，一部書在流傳過程中經(jīng)歷許多故事,，故事增添其文物價值,。文物本身價值可用標桿去衡量，故事的價值卻無法衡量,。

乾清宮東邊的昭仁殿曾是乾隆皇帝的藏書重地,，乾隆親書匾額“天祿琳瑯”。乾隆秉承了康熙以來的文化喜好,，他的藏書精華基本都在天祿琳瑯,。乾隆六十年傳位于嘉慶皇帝，嘉慶二年,，乾清宮的小太監(jiān)在處理炭火盆時引發(fā)大火，一路燒到天祿琳瑯,，里面的藏書均付之一炬,，基本沒有流傳下來。

其時乾隆仍在世,，書一燒掉,，嘉慶皇帝覺得臉上無光，召來大臣重建天祿琳瑯,。但大殿可以重建,，古籍卻不能再造。嘉慶下令在宮中四處翻找,，重匯了幾百部宋版書,，堆到天祿琳瑯。當時為了應(yīng)付此事,，將很多明版書,、清版書冒充宋版混入其中,。

清朝滅亡后，遜帝溥儀偷書偷畫,，以賞賜溥杰方式將文物盜出宮,，首先盜取的就是天祿琳瑯里真真假假的宋版書。溥儀盜走這批書后來跟著他到了偽滿洲國,，1945年溥儀逃離長春時又陸續(xù)散出,，其中一些到了一個高級將領(lǐng)手中。

筆者一次拜訪這位將領(lǐng)的后人,，看到遺存下來的天祿琳瑯藏書,，當即判斷這是當年嘉慶皇帝和他的臣子們混進宋版書里的清版書。但盡管版本,、品相與當時其他通志堂刻本無甚區(qū)別,，但因附加如此多的故事在里面，在拍賣市場上的價值翻了數(shù)十倍,。附著在古籍上的文化故事已經(jīng)讓它發(fā)生了蛻變,，甚至讓它成為了重要文物。

除了天祿琳瑯,，《槐市書話》里還有許多曲折動人的藏書故事,，如顧氏過云樓藏書、陳寅恪先生藏書,、勞權(quán)抄本《松雨軒集》,、宋刻《五燈會元》、元抄本陶叔獻輯《兩漢策要》等,。書籍本身會制造和創(chuàng)造精彩故事,，但筆者并沒有在這些傳奇上肆意渲染，而是憑借嚴謹?shù)臍v史訓(xùn)練和專業(yè)考證,，不動聲色地一一鋪陳,，并且關(guān)注其背后的社會歷史問題，數(shù)十年的心得最終匯聚成這本《槐市書話》,。（拓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