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眼里的日本：日本為大與君子之風

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具有代表性、也最密切的時期,。唐人認識日本人是從遣唐使開始的,。而隨遣唐使被派遣往唐朝的，一般是留學生或僧人,，學習的事物以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為主,。過去日本與朝鮮半島友好之時，會在朝鮮半島北岸登陸,，然后經陸路進入唐朝,。7世紀中葉，新羅統(tǒng)一半島大部分地區(qū),，由于新羅與日本交惡，只得改為由海路直接前往中國,?！缎绿茣?東夷 日本》載：“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從此,，距離最近的唐朝港口城市明州便成了遣唐使登陸及離港的重要口岸,。

天寶十二年（753年），晁衡因思念故國,，乘船回日本,。王維寫了篇名詩《送秘書晁監(jiān)還日本國》送給他，序中這樣評價日本：“海東日本為大,，服圣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边@是王維的“日本觀”,，也代表了唐人的“日本觀”。圣人之訓,、君子之風,、漢制衣裳等形象其實是日本人學習和模仿唐人的產物，唐代文學中的日本國和日本人形象,，一定程度上算是唐人自我形象的復制或投射,。

相傳晁衡隨船回國之時，唐朝友人在明州海邊為其餞行,。當時明月東升,，催人離情，他望月感慨,，作《在唐望月而詠》（又名《明州望月》詩）贈友,。這首和歌收錄于《古今和歌集》（后簡稱《古今集》）,，盛傳至今。

后來,，晁衡在途中遭遇風暴。李白以為好友在海難中遭逢不測,，次年于悲痛中揮下七言絕句《哭晁卿衡》,，抒發(fā)思念之情。不過晁衡的運氣不錯,，船只是隨風漂流到了嶺南道驩州（唐屬地,，今屬越南），又被當?shù)氐谋I賊襲擊,，死了一百七十多人,，但他與藤原清河居然奇跡般地生還。755年,，他與十多名幸存者歷盡千辛萬苦,，又回到了長安城。

宋人眼里的日本：神佛之國與為佛獻身

宋朝時期,，官方往來雖然不如唐朝,，但是民間往來和佛教傳播卻比隋唐時期更加頻繁。日本僧侶曾多次覲見宋朝皇帝,，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使節(jié)的作用,，他們介紹日本的民俗風物，同時接受皇帝的賞賜與封號,。太宗時,，日本僧人奝然來華，受到了比遣唐使更高的禮遇,?！端问贰吩疲骸疤谡僖妸P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贝送?，他還被賜予宋版《大藏經》及“法濟大師”號。寂照獲宋真宗召見,，并獲賜紫衣及“圓通大師”號,。成尋獲宋神宗召見，并獲賜紫衣,、絹帛及“慈悲大師”稱號等,。

宋人對日本人的形象往往從日本僧侶獲得,。宋代文學作品中多刻畫日本人一心修佛、為佛獻身的精神,。宋代羅大經所著的《鶴林玉露》就贊揚了日本僧人安覺刻苦修佛的精神,，安覺居留中國十年，為了記誦佛經,，竟不舍晝夜,，使作者“其視此僧，怠有愧色,?！?/p>

明州人樓鑰在《天童山千佛閣記》里，記載了日本禪宗初祖千光榮西的故事,，“先是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榮西者,，奮發(fā)愿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臺萬年為可依者,。航海而來，以師為歸,，及遷天童西亦隨至居,。”文治三年（1187年）,，榮西入宋后,，先往天臺山萬年寺，師從臨濟宗黃龍派第八代虛庵懷敝禪師問道參禪,。淳熙十六年（1189年）懷敝住持天童寺,，榮西隨侍左右。榮西在天童寺時,，千佛閣建成年久,，主持懷敞欲重修，但缺木料金錢,，榮西知道后對懷敞說：“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況下者乎,？”因此慷慨援助,，言歸國后將致良材以為助。榮西回國后,，經過籌集,，果然派人渡海運來巨木。此事刻畫了一個誠于佛教、一諾千金的日僧形象,。這一事跡也作為美談被載于當?shù)氐胤街局?，在《天童寺志》卷二所載樓鑰撰《千佛閣記》中還說：“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p>

宋朝時期，寧波一帶多數(shù)的佛教寺院都與日本進行過交流,，歷史上多位日本僧人都渡海學習,，將當時最新的佛教知識與文物帶回國內，奠定了日本發(fā)展佛教的基礎,。宋人筆下的日本,， 因此儼然一幅神佛之國的圖景，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仙釋僧道舊本僧》寫道：“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托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沖,，亦然?！?nbsp;

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2009年7月18日至8月30日期間舉辦了“圣地寧波——日本佛教1300年之源流”展,，并出版同名書籍。

日本僧侶除了向宋朝學習佛教文化,，還把中國的建筑復制到了故土,。1223年，日本曹洞宗祖師永平道元到中國,，曾到天童寺拜謁住持如凈,。隨侍3年，師資相契,，受曹洞宗禪法,、法衣以及《寶鏡三昧》《五位顯法》等回國。1243年,，永平道元在越前（今日本福井縣）開創(chuàng)永平寺,，寺廟建筑布局幾乎完全沿襲天童寺，世人號稱“小天童”,。

民間貿易往來也較唐時更頻繁，宋人還開始認識日本的物品器具，如歐陽修的《日本刀歌》,、蘇軾的《鰒魚行》,、蘇轍的《楊主簿日本扇》、梅堯臣的《錢君倚學士日本刀》等詩文中都 出現(xiàn)了日本方物,，這是唐代不曾有過的,。

元明人眼里的日本：蕞爾日本與狼子野心

元日戰(zhàn)爭時，日本開始攻擊元朝屬國高麗（元朝時期,，高麗處于半獨立狀態(tài),，它也是元朝的征東行省）,。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在華日本商人不堪慶元（寧波）統(tǒng)治者的侵漁行為，用攜帶的貿易品硫磺焚燒城內建筑泄憤,。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分司、慶元路總管府等官衙遭焚,，民舍幾盡,，天寧寺等寺院道觀被毀。元軍雖一路追擊,，居然以“不能敵”狼狽收場,。當年史載“城郭，抄略居民”,。這是日本人侵害中國本土最早的記載,。此事給予元廷極大的震動，數(shù)次在朝上談論此事,。次年七月,，樞密院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官軍不能敵,?！彼哪晔拢瑯忻茉河肿h：“慶元與日本相接,，且為倭商焚毀,。”

此時,，丑化的日本形象也隨之出現(xiàn),，如“蕞爾日本”，“蕞爾日本”即“小日本”,，“小日本”的說法即在此時形成,。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木蘭花慢。題闕》詞中還出現(xiàn)了“蕞爾倭奴”的描述：“蕞爾倭奴，抗衡上國,，挑禍中原,。”

到了明朝中葉,，朝廷腐敗,，海防松弛，東南沿海倭患更加嚴重,，因而出版了許多介紹日本的書籍,。浙江是受倭寇之害最嚴重的地區(qū)，而當時定海（今鎮(zhèn)海）境內的島嶼等地更是被倭寇占為巢穴,，成為騷擾東南沿海的基地,。明代民間最早以防倭抗倭為目的的著作便是定海縣城（亦是定海衛(wèi)城,，今鎮(zhèn)海城區(qū)）人薛俊的《日本考略》,。該書于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初刊，出版的當年就出現(xiàn)了因日本貢使爭真?zhèn)蔚幕鸩浮疵鞒顕乐氐耐饨皇录坏摹盃庁曋邸保ㄓ址Q寧波之亂,、 宗設之亂）,。

在此事件對薛俊有很大的影響，他更感到防備倭寇的必要,，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將《日本考略》再版,。《日本考略》全書共17篇（略）,。薛俊在《寇邊略》中寫道：“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痹凇堆馗锫浴分杏终f：“又其性多狙詐狠貪,，往往窺伺得間則肆為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苦其來而防之密也,。”他對日本人的認識已經沒有了唐宋書籍中的仁慈形象,，取而代之的則是“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薄对u議略》還收錄了一篇《楊文懿公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來痛斥倭寇慘無人道的行為：“捕得孕婦，則計其孕之男女,，剔視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卷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殞涕于是?！彼€寫道：“因肆奸譎，特拏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卷民財,，朝貢則瞻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可見薛俊把日本人的形象完全等同于倭寇的言行,，他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已經變得極其丑惡，不僅殘忍,、兇悍,，而且狡詐、貪婪,。

倭寇只是日本人中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所有的日本人，稍后成書的《籌海圖編》的作者鄭若曾對此問題則有較客觀的認識,，“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如攝摩、伊勢,、偌左,、博多，其人以商為業(yè),，其地方街巷風景宛若中華……無一人為盜,。又如宮島，人不嗜殺,，人有不平事,，但請神廟罰錢……富而淑者，或登貢舶,，或登商舶而來,。凡在寇舶,，皆貧者為惡者也?！?/p>

明朝時期,，國人對日本人形象的認識最終也沒有形成一言堂,，文學作品中也不乏尚有仁德的日本僧人形象，如王行的《思緩堂》,、王恭的《贈倭僧》,；文人也喜好與日僧結交。有“畫圣”之稱的日僧雪舟等楊來到中國后,，不但能與豐坊,、金湜等書畫家成為至交，而且還受到過明憲宗的褒揚,。

寧波籍旅日教師,、研究員施凱盛老師，寧波市海曙區(qū)任天易同學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張志彪：《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人形象》,，《貴州社會科學》，2014年2月

李晨楠：《日商焚掠慶元事件考略》,，《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19期

方言：《唐宋文學作品中的日本僧侶形象》,，《名作欣賞》201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