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一詞的含義存在許多種解釋，本文取其治國理政基本原則與規(guī)定之狹義。中國傳統(tǒng)制度文化,，是諸子百家思想在政治社會層面匯集與融合的產物,，是儒家、道家,、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融合的結晶,。

因革損益 隨時變通

自漢代以后，外儒內法成為歷朝歷代實際的指導思想,，儒法兩家匯合起來形成的制度文化總體上是居于顯處的,，而道家思想在傳統(tǒng)制度文化中則居于隱秘或者說深層之處。無論是治國方針,、為君之道,、安民之道、用人之道,，以及落實這些治國方略的制度法規(guī),，后人往往看到儒法兩家的顯著影響，卻不易探究道家在其中發(fā)揮的隱幽而深刻的作用,。

道家像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從治國方針和制度精神方面貢獻特殊的思想和智慧，既有對現(xiàn)實政治和制度的深入批評,，又有許多建設性的策略和思想,。尤其是由儒入道、采儒道互補思想的東晉人葛洪,，其所著《抱樸子·外篇》中許多篇章都是討論治國理政的言論,，對于傳統(tǒng)制度文化的塑造影響頗深。例如,，關于用人,，葛洪認為明君要“勞于求人，逸于用能”,，而不可獨統(tǒng)萬機,，親總細務。他不同意“臣賢于君者,，不可任”的觀點,，指出“漢高決策于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yè)克成”,。漢高祖劉邦之所以能夠建立帝業(yè)，關鍵在善于用人,，用張良,、陳平決策，用韓信,、黥布治兵,。在治國實踐中如何選官用人、如何構建良好的君臣關系,，葛洪總結的這些原則都落實到了制度建設之中,，對于后來帝王治國影響頗深。

具有道教背景的思想家對于中國傳統(tǒng)制度文化的貢獻,，更在于其因革損益,、隨時變通的思想。葛洪在《抱樸子·用刑》中提出,，“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涌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不懂得隨時變通,，就如同“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那樣滑稽可笑,。他用“刻舟求劍”,、“指天而射”兩個寓言故事，強調了禮法政刑隨著世變時移而因革損益的原則,。這種思想也成為中國制度文化的主流精神之一,。

因世更化 與時俱進

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因與革是認識制度演進的兩個向度,，二者缺一不可,，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約的關系。治國理政的政治實踐中,，有時側重因循守成,，強調恪守祖宗之法和祖制祖訓，例如北宋真宗以后形成的祖宗之法，明朝對洪武祖制及皇明祖訓的遵循,。有時又側重損益變通,，例如漢武帝時董仲舒進《天人三策》提出全面“更化”理論，宋神宗時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的變法主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歷史上對制度改革和創(chuàng)新有重大貢獻的人，往往是思想家,、經學家,，他們對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都有著透徹的理解,。

董仲舒的“更化”理論,，以總結“天人之征、古今之道”的《春秋》為指導思想,，以“奉天而法古”為基本準則,。要從理論上奉天，就必須從實踐中法古,。而所謂“古”,，在董仲舒看來，主要是指上古堯舜之時,，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不足以成為最高目標。只有上古的堯舜,，才是至高的圣人,。他之所以要把治國的目標定得那么玄遠，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就是要強調教化的過程,。太平之世，制禮作樂,，是一種偉大的政治理想,，永遠為這個理想而奮斗，才能不斷進步,。董仲舒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并非主張治世之道不須更張,，而是強調彼時天意已變,，需要全面“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