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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元旦怎么過,?
馬上要送走2016年,,迎來嶄新的2017年了。
每到歲末年初之際,,人們總是不免要回顧即將過去的一年,,展望即將到來的新一年。近代史上的名人們也是如此,他們有的忙著聚會,有的忙著建言,,有的忙著推崇“新歷”,有的卻忙著批評書籍……
通過觀察名人如何過元旦,,對當時的社會面貌也能夠了解一二。
苦雨齋1929年元旦:聚會
1935年10月,,周作人的《苦茶隨筆》一書初版發(fā)行,。書中印有一幀合影,邊上有周作人的題記,,曰“十八年元日劉半農(nóng)馬隅卿二君在苦雨齋照相”,。合影人數(shù)眾多,合計15人(含一小孩),,照片中的人物,,都是苦雨齋中的常客,。合影時間為1929年元旦,,這是周作人特意組織的一次新年聚會。
細看合影,,不難發(fā)現(xiàn),,馬隅卿坐于最前排的桌前,而劉半農(nóng)則站在最后一排的最高處,。周作人之所以只題記了劉,、馬二人的姓名,是因為《苦茶隨筆》一書發(fā)行時,,二人均已逝世,,書中也輯有《半農(nóng)紀念》《隅卿紀念》兩篇文章。在照片一側(cè)題記,同為紀念之舉,。
《錢玄同日記》中,,1929年的這次苦雨齋新年聚會頗為特別———這張新年合影是苦雨齋諸友合影中人數(shù)最多、到者最齊的,。因為除了劉,、馬二人的逝世之外,從次年(1930年)開始,,苦雨齋已經(jīng)持續(xù)數(shù)年的新年聚會就中斷了,,這樣的合影機會很難再出現(xiàn)了。聚會中斷的原因,,乃是因周氏愛女病逝,,再無心情舉辦之故。錢玄同在日記中感慨道,,“十年來之陽歷元旦,,豈明必請吃屠蘇酒、日本菜,,今年因上月他喪其愛女,,故不舉行了?!?/p>
那么,,1929年的這張苦雨齋合影上,究竟有哪些人物呢,?錢玄同在新年元旦當天是這樣記錄的:“晨十時半至豈明家,,這是他數(shù)年以來要請吃的日本屠蘇也。今年共十四人,,連小孩共十六人,。玄同、豈明,、士遠,、尹默及子、兼士,、平伯,、鳳舉、子寉,、稷如,、幼漁、季明及子,、隅卿,、半農(nóng),、耀辰也?!?/p>
北大“三沈”,,即沈士遠、沈兼士,、沈尹默都來了,;“五馬”來了“三馬”,即馬裕藻(字幼漁),、馬廉(字隅卿),、馬鑒(字季明);張鳳舉,、諶稷如,、俞平伯、徐祖正(字耀辰),、劉復(fù)(號半農(nóng)),、錢玄同;兩個小孩,,一是沈尹默的兒子,,一是馬鑒的兒子。錢玄同記錄的當年這場苦雨齋新年聚會中,,就只有“子寉”一人的身份不太清楚了,。
再結(jié)合《周作人日記》來看,就能夠了解這位“子寉”也寫作“稚寉”,,可知此人應(yīng)為吳兆璜(字稚鶴)。吳兆璜于1919年遷居北平,,師從于“桐城派”國學大師吳闿生,,與賀培新、潘伯鷹,、曾克耑和齊燕銘同窗受業(yè),,研習經(jīng)史詩文,尤擅書法,。曾為新文化運動先鋒人物的苦雨齋主人周作人,,以及席間的錢玄同、劉半農(nóng)等,,大多都曾激烈攻擊“桐城派”,,并不認同該派學者的學術(shù)立場與治學方法。此刻,,眾多“新青年”卻與此一位“桐城派”聚于一席,,共度新年,其間情狀與況味,頗耐人尋味,。
無論如何,,通過周作人與錢玄同二人的日記,上世紀20年代一直持續(xù),、每年皆有操辦的苦雨齋新年聚會上的人物皆可明了,。與此同時,那張合影上的人物基本可以對號入座,,一一指認出來了,。
坐在前排的6人,自左往右依次為:吳兆璜,、俞平伯,、馬廉、小孩,、張鳳舉,、錢玄同?;蛞凶嘲l(fā),、或側(cè)立于第二排的8人,自左往右依次為:沈尹默,、徐祖正,、周作人、沈士遠,、馬裕藻,、馬鑒(不確定)、沈兼士,、諶稷如(不確定),。最后一排,只有劉半農(nóng)一人站列,。其中,,除馬鑒與諶稷如存世照片罕見,無從辨識,,二者在照片上的位置無法確認之外,;別的人物基本已可明確指認。
其實,,除這張苦雨齋合影標準照之外,,還有兩張散見于民國報刊之上的苦雨齋合影。其中一張是這張標準照的“預(yù)備照”,,由于攝制照片時,,有相當一部分人物向一側(cè)傾視,,還沒有調(diào)整到最佳的合影狀態(tài),可能是當年的一幀“廢片”,。另一張則可能是“抓拍片”,,照片中的人物并非專為合影,而是隨意交談狀,,人物也不很齊備,,只有周作人、劉半農(nóng),、錢玄同等“密友”9人,。
80余年前,北京的學者作家們齊聚苦雨齋,,喝一杯屠蘇酒,,吃一頓日本料理,照一張新年合影,,這個新年過得是既懷舊又時髦,,既熱鬧又新潮,著實是要令后世讀者神往一番,。
魯迅1936年元旦:斥責
1936年元旦,,上海飄著未凍成雪的小雨,天氣陰沉濕冷,。身體狀況不佳,,行將走完人生最后一個新年的魯迅,在這一天也打不起精神來,,日記本上只記下了三個字“雨,。無事?!?/p>
當天,,魯迅隨手翻閱《申報》,翻到第三版時,,卻突然大為震動,有點急火攻心的樣子,。他擱下報紙,,迅即伏案疾書,寫了幾行批評文字,。1936年1月,,《海燕》月刊1月號刊出署名為“何干”的魯迅短文一篇,題曰“大小奇跡”,。文中很不客氣地批評了商務(wù)印書館“名人薦書”的創(chuàng)意,,斥責薦書名人和參與其事者們:
元旦看報,,《申報》的第三面上就見了商務(wù)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這回是“羅家倫先生選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奮斗》(Ahitler:MyBattle),,遂“摘錄羅先生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國,,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L乩段抑畩^斗》一書系為其黨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認識此一奇跡者尤須由此處入手,。以此書列為星期標準書至為適當,。”但即使不看譯本,,僅“由此處入手”,,也就可以認識三種小“奇跡”,其一,,是堂堂的一個國立中央編譯館,,竟在百忙中先譯了這一本書;其二,,是這“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的東西,,卻須從英文轉(zhuǎn)譯;其三,,堂堂的一位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卻不過“欲認識此一奇跡者尤須由此處入手”。真是奇殺人哉,!
魯迅對羅家倫將納粹元兇希特勒(當時譯作“希特拉”)所著《我之奮斗》一書選定為“星期標準書”,,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他從三個方面給出了質(zhì)疑:首先,,魯迅質(zhì)疑此書是否如此重要,,竟可成國立中央編譯館首選譯介;接著又質(zhì)疑此書為何從英文轉(zhuǎn)譯,,不直接從德語直譯,;最后則直接質(zhì)問薦書人羅家倫作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水準。
商務(wù)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是王云五任總經(jīng)理期間推出的一種書籍營銷模式,,距今已有80年的歷史。誠如在“星期標準書出版原則”的公告中聲稱的那樣,,“本館為增進人生效能,,使人生達到最完滿之發(fā)展,特印行星期標準書”,,這一模式的誕生與實施,,標志著“名人薦書”不再只是讀書圈子里的人際行為,,而是一種能夠產(chǎn)生實際的商業(yè)價值、且?guī)в幸欢ㄉ鐣笇?dǎo)性的公共行為,。然而,,“星期標準書”的運營模式,雖然受到了大眾讀者的廣泛好評,,但總還能聽到一些頗有分量的,、極有水準的批評之聲。與當時名人們紛紛薦舉商務(wù)版新書不同,,魯迅可能就是最早公開批評過“星期標準書”的同時代最著名者,。
胡適1935年元旦:籌款
1934年12月31日晚,上?;疖嚤闭?,張慰慈與亞東圖書館的汪原放、汪乃剛兄弟等人,,正在迎接從南京趕來的胡適,。胡適此行,是南下香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這是他一生35個名譽學位中的第一個名譽學位,;此行順便也在上海稍作逗留,會會朋友,,敘敘舊情,。
事實上,自1931年元旦始,,南京國民政府即推行所謂“國歷”,,就是要將國際通行的公元歷法,作為中國民眾的唯一歷法———公歷歲末即等同于農(nóng)歷除夕,,而公歷元旦即新年春節(jié),。包括政府要員、工商名流等人,,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派知識分子,,開始普遍接受這種過年方式。胡適此次上海之行,,只有一天一夜的時間,,當天當晚就權(quán)作與朋友們的“除夕”之小聚;他在這一天的日記標頭處也確實寫著“廿三年(1934年)的除夕”字樣,。
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上海稍作逗留的胡適是忙碌異常的,。一下火車他便被接到新亞飯店用早餐,,張慰慈為其辦理第二天一早的赴香港船票,,汪原放兄弟則心急火燎地跟他談亞東圖書館的銀行欠款問題。因為財務(wù)年度結(jié)算時間已到,,只有24小時的回旋余地,,共計7400銀圓的欠款如果不能了結(jié),亞東將面臨停業(yè)關(guān)門之禍,。所謂“年關(guān)難過”,,關(guān)鍵時刻,安徽績溪人創(chuàng)辦的亞東圖書館想到了請這位老同鄉(xiāng),、老作者,、老朋友出馬,一解燃眉之急,。
這7400銀圓在當年是個不小的數(shù)目,,而胡適對這場“還貸危機”則有著自己的處置策略:他先是到銀行家朋友徐新六處,當面托他將亞東欠興業(yè)銀行的2000元透支款再轉(zhuǎn)一期,,又托他給陳光甫兄打電話,,將欠上海銀行的3000元透支款再轉(zhuǎn)一期。這樣一來,,已暫解5000元的欠款清償之危急了,。在辦妥此事前后,胡適還接受張禹九與張肖梅女士的邀請,,到國際大飯店吃午餐,,共進午餐的有張仲述、余上沅,、梅蘭芳,、馮幼偉、徐新六等一大幫名流名士,。國際大飯店是當時上海最新式的大飯店,,高21層,胡適等人的用餐處在第14層,,據(jù)徐新六介紹說:“這是世界最高的大廈———除了美國不算”,。
在這座超豪華大廈——至少是當時遠東地區(qū)第一高樓的大飯店上用餐,又兼高朋滿座,、高論時現(xiàn),,胡適強打精神應(yīng)酬,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畢竟亞東還有2400元的欠款問題無法解決,。午餐后,胡適又迅即去找章士釗求助,,可章士釗堅稱毫無辦法,。胡適希望章士釗能承擔2500元的救急之款,,但章士釗仍說“無法可想”。胡適只得來到溫州路上的汪家,,去通告籌款狀況,,以便亞東方面盡快想別的辦法應(yīng)急。汪原放的老母見到胡適,,禁不住老淚縱橫,,拉著他的手說:“適之哥和章伯伯總要救我們一家才好。我活到今日,,不曾過過這種日子,!”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她下淚了。我雖感動,,實在想不出法子來,。”
臨走時,,胡適給汪原放留下了兩封信,,信的具體內(nèi)容雖不得而知,但應(yīng)當是與籌款清欠相關(guān)的,。為亞東清欠的事暫告一段落之后,,胡適開始走馬燈式的亮相上海朋友圈———王云五、李拔可,、傅偉平,、何柏丞、周昌壽,、丁鼎南等老先生先行訪晤,。還借李拔可的汽車一用,特去見了蔡元培一面,。
晚間,,胡適又應(yīng)梅蘭芳之邀請,到英美煙草公司總經(jīng)理沈昆山家中晚餐,。但這頓晚餐與午餐相似,,再次因亞東清欠之事而未能盡興。原來,,汪原放拿著胡適的信函去各大銀行通融商洽,,卻已經(jīng)晚了,因為銀行已經(jīng)關(guān)門了,。胡適不得不又給徐新六打電話,,以個人名義暫借500元給亞東救急。
就這樣,胡適在籌款中度過了一個新年,。
蔡元培1930年元旦:推“新”
1930年12月28日,,即將迎來1931年元旦之際,蔡元培在上海公開講演,,勸說社會各界在新的一年里不要再墨守成規(guī)、使用“舊歷”,,而應(yīng)順應(yīng)時代使用“新歷”,。北平《世界日報》選擇在1931年1月1日刊發(fā)了此次講演的摘要內(nèi)容,將蔡元培的這一主張第一時間傳送到了北方,。
蔡元培的講演摘要稿有1000余字,,其版面位置之醒目,顯示著當年主流媒體與政府在推行“新歷”方面的某種默契,。在同一版面之上,,與此稿并列的還有一篇“瑞雪飄搖中之平市新年”的通訊稿,還有“今日為民國二十年元旦,,際茲全國一統(tǒng),,實行裁厘之期……昨為除夕,瑞雪適降”云云,。顯然,,推行所謂“新歷”,就是要將國際通行的公元歷法作為中國民眾的唯一歷法,,公歷歲末即等同于農(nóng)歷除夕,,而公歷元旦即新年春節(jié)。
乍一看,,報紙大張旗鼓地慶祝著公歷新年,,蔡元培的講演稿也隨之刊發(fā),煞有介事,。仔細從演講內(nèi)容來推敲,,所謂“新歷”的推行,在全國范圍內(nèi)并不得力,,包括蔡在內(nèi)的政府官員們,,還不得不放下身段,做耐心細致的解釋溝通,。
實際上,,中華民國建立之后,以公歷替代農(nóng)歷的政策年年都在講,,但也未見全國統(tǒng)一施行,,并沒有得到民眾的一致認同。辛亥革命后,民國臨時政府為破舊立新,,就將公歷推為“國歷”,。孫中山在1912年1月1日臨時總統(tǒng)就職儀式上,宣讀完總統(tǒng)就職誓詞后,,發(fā)布了第一道政令《改用陽歷令》,,就通令全國,以后每年以1月1日為元旦,。但1月13日又發(fā)布《臨時大總統(tǒng)關(guān)于頒布歷書令》,,明確提到“新舊兩歷并存”,這是考慮到基層民眾對公歷使用,,應(yīng)當還有一個過渡期和試用期,。
然而,長期的軍閥割據(jù)與南北政權(quán)分立,,這一紙《改用陽歷令》并沒有得到政府層面上統(tǒng)一響應(yīng),,基層民眾對此更無從響應(yīng)。政令頒布之后,,民間仍以傳統(tǒng)農(nóng)歷春節(jié)為新年伊始,,對公歷元旦的意識比較淡漠,也根本談不上要逐漸過渡,、移風易俗的可能,。直到北伐勝利以后,新的國民政府再度頒布政令,,通令全國自1930年1月1日起,,商民一律不許沿用舊歷、過舊歷年,,而必須遵行公歷,、過公歷新年。這一次,,儼然是有“破舊立新”之決心的,,推行公歷的相關(guān)措施也隨之而來。
當時的國民政府為推行公歷新年可謂煞費苦心,,實施過相當多的針對性措施,。如政府布告禁止農(nóng)歷十二月中出售農(nóng)歷刊物;禁止在二月份(春節(jié)期間)燃放煙花爆竹,;要求祭祖,、年飯、春宴均改于公歷年終進行,;規(guī)定1月5日為開市日,,禁止商市于農(nóng)歷初五進行敬財神活動,;禁止農(nóng)歷除夕夜寺廟開放;暫許各界于1月15日舉行鬧元宵,、打鑼鼓,、上街游行等活動,但各燈販及紙扎店只準在公歷新年出售花燈,,絕對禁止在農(nóng)歷春節(jié)慶祝元宵和銷售花燈,;規(guī)定1月1日至4日為新年假期,嚴禁各業(yè)用春節(jié)或其他名義在農(nóng)歷年休業(yè),;要求年終雙薪及年慶分紅,、年底大掃除均改在公歷年底進行;廣勸民眾購買公歷歷書,;規(guī)定各報館不能于農(nóng)歷年終、年首???,不得登載農(nóng)歷賀年廣告;為大力推行公歷元旦,,建議延長休假,,從12月30日至1月5日放假慶祝新年等等。
編輯:曾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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