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侯馬秦村盟春秋晚期盟誓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璧,。

山西博物館藏侯馬盟書

　　春秋時期,，變革與戰(zhàn)亂頻仍,，舊秩序日趨瓦解,，“公室衰微”,，“政在家門”,，不僅周天子權(quán)力旁落,，形同虛設(shè),，不少諸侯國的政權(quán)也為卿大夫把持。出于政治上與軍事上“合縱連橫”,、黨同伐異的需要,，國與國之間、卿大夫與宗黨之間歃血為盟,、約信明誓的“盟誓”活動風行一時,。山西侯馬和河南溫縣春秋晚期盟誓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則揭示了史書上沒有記載的宗黨間盟誓活動的鮮活細節(jié),。

　　據(jù)考證,，侯馬盟誓遺址的主盟人是晉國六卿之一的趙簡子，而溫縣的主盟人則是同為晉國六卿之一的韓氏,。兩處盟誓遺址發(fā)現(xiàn)的數(shù)百個長方形或橢圓形盟誓坑(“坎”)內(nèi),，都出土了用于祭祀的玉器與牛、羊,、馬等動物,，以及朱書或墨書的玉石約信文書——“盟書”。

　　侯馬盟誓遺址出土玉器200余件,，種類有圭、璋、璧,、聯(lián)璜璧,、環(huán)、瓏,、琥,、玦、刀,、戈,、鉞、矢形器和一些長方形,、圓形以及不規(guī)則形的玉片等,。這些玉器依據(jù)在盟誓坑內(nèi)的出土位置，以及器表是否書有文字,，可以分為盟書用玉與祭祀用玉兩大類,。

　　盟書用玉主要是圭、璋,、璧等玉器,。其中，制作規(guī)整的長條尖首型玉圭,，是春秋盟誓遺址中出土最多的一類玉器,，是“盟書”的主要載體，體現(xiàn)出西周命圭制度對于春秋盟誓儀式的深刻影響,。這些長度不一,，寬度大多在1.3厘米以上的玉圭上，大多用朱砂書寫著密密麻麻的盟誓誓詞,，誓詞內(nèi)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別背叛誓言，否則要你好看,。

　　另一類祭祀用玉,，大多出土于盟誓坑北壁下特意掏挖的小壁龕內(nèi)，一般龕內(nèi)放置一件璧或璋,，多的放有三至八件玉器,。這些祭祀用玉中，不少是前朝的遺留物,，如商代的琥形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璧、聯(lián)璜璧,、鉞,、刀,、璋等，甚至還有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璧,。有意思的是,，這些祭祀玉器多數(shù)被有意地分割切薄，像玉璧,，很多厚度只有0.2厘米,，最薄的僅0.05厘米；璋,、鉞,、戈、環(huán)等玉器的厚度,，同樣大多只有0.5~0.1厘米,。這些事先被特意切薄的玉器和牛羊等動物，都是盟誓儀式上奉獻給神或祖先的祭品,。

　　此種將玉璧等玉器用作祭品的理念,，顯然源自于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玉事神的用玉傳統(tǒng)。只是,，春秋時期,，玉圭與玉璧脫穎而出，逐漸成為祭祀天地和祖先活動中最為常見的玉禮器組合,，而且還開創(chuàng)了重質(zhì)不重文的祭祀用玉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