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為陶鑄平反的批示

　　為張際春、陶鑄,、賈拓夫平反

　　進入1978年,，在撥亂反正的大背景下,，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繼續(xù)向前推進,。

　　1978年2月27日，鄧小平就張際春的子女要求修改對張際春的審查結論的來信批示：“張際春同志死得很慘,。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工作,，沒做什么壞事，職權有限,，我認為結論修改一下是必要的,。建議東興同志處理。”張際春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文化教育辦公室主任。1968年9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1月,，中共中央為張際春平反。

　　為陶鑄案件平反的政治影響則比較大,，因為他曾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他還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1933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賣,，陶鑄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并判處無期徒刑。1937年國共再次合作時,，經周恩來和葉劍英交涉營救出獄,。1967年，陶鑄被江青等人誣陷為南京監(jiān)獄“叛徒集團”的主要頭頭,，對他進行殘酷的折磨和摧殘,。1969年含冤去世。

　　1978年4月21日,，陶鑄的妻子曾志致信陳云,，要求復查陶鑄的問題。信中說：去年10月前后,，她曾寫信給中央,，但“至今沒有消息”。“難道一個為革命奮斗了終生的革命者,，在政治生命上也將戴上叛徒（帽子）而遭毀滅嗎,？百思不解。”她請求陳云“秉公直接過問”,。

　　陳云非常重視曾志的來信,，第三天,，即4月24日，就寫信給華國鋒并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轉送曾志給他的信,。信中指出：“陶鑄是堅持到國共合作、七七抗戰(zhàn)后由我們黨向國民黨監(jiān)牢中要出來的,。因陶鑄問題而牽累到一大批省級部長級干部,，弄清陶鑄問題，非常必要,。”“可否由中央組織部主持,，會同專案組，將全部案卷并當時有關干部調到北京,，再審查一次,，加以核實。”華國鋒等圈閱了陳云的這封信,。

　　鄧小平同意陳云的意見,，并批示：“我總覺得對陶鑄的結論過重，建議由中組部復查,。”李先念批示：“陳云同志給我打過電話,，對陶鑄的問題應當由中組部重新審查。我意應予重新審查為好,。”

　　同年11月下旬,，鄧小平審改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關于陶鑄問題的審查結論》，將標題改為《關于陶鑄同志問題的報告》,，并在最后一段中增寫：“總的說來,，陶鑄同志在監(jiān)獄斗爭是堅決的，幾十年的工作,，對黨對人民是有貢獻的,，過去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平反,。對他的結論,，應請中央組織部擬出，報中央審定,。”當年12月,，中共中央為陶鑄平反。

　　處理完陶鑄的問題，1978年11月22日,，鄧小平又就《情況匯編》反映的賈拓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其子女提出申訴一事，作出批示：“這是又一個標兵,。建議由中組部或中央檢委復議,。”

　　賈拓夫曾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常委,。1959年被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5月逝世。鄧小平批示后,，1979年5月,，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為賈拓夫平反,。1980年3月20日,，賈拓夫的追悼會在北京舉行。

　　解決歷史問題的目的是向前看

　　鄧小平這些批示深得人心民意,，加上鄧小平在黨內的威信和實際決策者的地位,，所以，這些批示都得到了認真的貫徹落實,。到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平反冤假錯案的潮流洶涌澎湃，勢不可擋,。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只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夠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崇高威信。”“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jiān)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隨之,，劉少奇、彭德懷,、習仲勛,、楊尚昆等一大批重要的冤假錯案也都陸續(xù)得到平反昭雪。鄧小平在其中發(fā)揮的領導作用功不可沒。

　　當然,，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目的是向前看,，這是鄧小平當時反復強調的觀點。他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的講話中指出：“這次會議,，解決了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分清了一些人的功過，糾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錯案,、假案。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團結的需要,。目的正是為了向前看，正是為了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

　　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先后共作過10多次重要談話,，確定了決議的指導思想,、整體框架，全面科學地分析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標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勝利完成的這個決議,。鄧小平在談到歷史決議時多次強調：“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在這個基礎上團結一致向前看,，這是寫這個決議的目的,。有了一個統一的結論性的東西，今后對歷史問題就不再說了,，一心一意搞建設,。”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