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源自實踐而實踐亟須理論的指引,，新時代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偉大征程中,，也呼喚全新的法治思想理論體系引領前行,！為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系統(tǒng)總結和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fā)展規(guī)律,，提出了一系列依法治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經過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進一步提煉升華,。2020年11月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習近平法治思想”,，并明確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國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新成果，它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以解決法治領域突出問題為著力點，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么要實行全面依法治國,、建設什么樣的法治國家、怎樣實行全面依法治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頂層設計和法治實踐相結合，提升法治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效能,。要實現提升法治效能的目標,，需要在全面領會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實質、把握核心要義,、明確工作要求的同時,，重點處理好以下十組關系,。

處理好實體法治與程序法治的關系

在討論法治實現路徑的時候，總會提到兩種基本類型,，實體法治和程序法治,。我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重視實體法及其運行，缺乏程序法治理念與意識,，忽略程序性權利的保護,，認為程序性權利只是保護實體權利的工具，忽視了程序自身的價值,。

為提高法治效能,，在實體法治與程序法治關系的視角之下，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充分發(fā)揮程序法治的特有功用,。針對當下仍然存在的輕程序法治的現象，要進一步強化程序法治理念的培育,。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規(guī)范行政決策程序,，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完善執(zhí)法程序等,，都指示我們要發(fā)揮程序法治的作用。二是把準實體法治與程序法治的平衡點,，實現兩者的最佳契合,，合鑄成更大勢能，共同促進法治效能的提升,。應充分認識到兩種理念與思維各自的價值所在,，不能片面地追求實體法治或程序法治。三是通過優(yōu)化程序制度,，提高辦事效率,，防止慢作為、緩作為,、不作為,，治理怠政懶政現象。

處理好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

學者們在評析和討論西方法治類型時,，基于理念差異,、價值偏好、推理方式,、制度安排等因素,，對法治從“形式法治”“實質法治”角度加以區(qū)分,，認為形式法治只尋求形式合法性，以符合實在法為限,；實質法治則追問實質合法性,，追求法律背后的道義原則的實現。在執(zhí)法司法過程中,，如果基于不同立場進行判斷,，極可能出現完全相反的結果。因此,，探討處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的關系,，要與法治實踐相聯系。

在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關系范疇之下,，要提高法治效能,，務必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在法治實踐中，必須摒棄純形式主義的行為準則與行為方式,。如果只講形式,，只看指標，認為只要形式上符合規(guī)定就是合法的和正當的,，必然會導致制度設立的目的無法實現,，發(fā)揮不了法治應有的效能。二是注重實質法治和形式法治的良性結合與協調,，將凝聚的合理內核轉化為法治效能,。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中，仍要強調遵守既定規(guī)則,、尊重法定程序,，但同時也要把握規(guī)則性與靈活性的統(tǒng)一和平衡。

處理好法律體系與重點立法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既要立足當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經濟社會發(fā)展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又要著眼長遠,，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積法治之勢,，促進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提供長期性的制度保障,。我們黨帶領人民,，經過幾十年的艱難摸索和法治實踐，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斷完善,，可謂碩果累累,。但隨著新時代的發(fā)展和改革的深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對法律規(guī)范體系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現有法律制度體系還存在空白點和薄弱環(huán)節(jié),，應當盡快全面建構更為科學完備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

提高法治效能，立法環(huán)節(jié)十分重要,，尤其要注意處理好全面構建法律體系與重點領域立法之間的關系,。一是對法律體系的全面構建（包括立改廢釋各項工作）要進行統(tǒng)籌謀劃、系統(tǒng)設計,、整體推進,，克服因不同制度、立法之間的沖突和摩擦而降低法律和制度的效能,。二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國家治理急需,、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法律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積極推進國家安全,、科技創(chuàng)新、公共衛(wèi)生,、生物安全、生態(tài)文明,、防范風險,、涉外法治等重要領域立法；以良法善治保障新業(yè)態(tài)新模式健康發(fā)展,。此外,，他還強調，要堅持統(tǒng)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戰(zhàn)略布局,，協調推進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

處理好問題導向,、目標導向與結果導向的關系

全面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重大的歷史任務,，也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要實現法治強國的遠景目標,，要應對重大挑戰(zhàn)、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更加重視法治,、厲行法治,，使法治保障更加堅實穩(wěn)固,。因此，在未來法治中國建設中,，必須找準法治的發(fā)力點,，使法治效能最大化，更好地發(fā)揮法治的引領,、規(guī)范與保障作用,，這就要求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與結果導向三者的統(tǒng)一,。

必須堅持問題導向,。要找到問題癥結，以解決問題為指引,，集中力量和有效資源攻堅克難,，化解實踐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堅持目標導向,。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頂層設計,，擘畫了我國法治體系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藍圖，這是我們行動的目標導向,。必須堅持結果導向,。我們必須審視，各項法治措施的最終成果是不是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得到人民的認可,；還要審視，各項政策舉措是不是有利于國家的強盛和長治久安,，并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處理好有法可依與有法好依的關系

有法可依是指法律規(guī)范要完備，處理所有問題都有既定規(guī)定可供遵循,。有法好依是指所立之法是可用之法,、好用之法，即法律規(guī)范應當具有科學性,、針對性,、可行性、可適用性,、可操作性,，等等，便于適用,。處理好“有法可依”與“有法好依”的關系,，實際上是指既要注意立法數量，更要注重立法質量。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立良法的重要性,，指出“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國,，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國；越是強調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質量”,。

提高法治效能，須在“有法可依”的基礎上,，全面實現“有法好依”：一是要認識到,，有法可依僅是法治建設最基本的要求，更為重要的是做到“有法好依”,，即提升法律規(guī)范的可適用性,、可操作性；二是要認識到,，“有法好依”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恒定狀態(tài),，所立之法與可用之法之間總會有距離，已經出臺的良法需要順應時代之需,，不斷修訂完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法典頒布實施,，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解決了民事法治建設的所有問題，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在實踐中檢驗,、探索,，還需要不斷配套、補充,、細化。

處理好履責與監(jiān)督制約公權力的關系

履責與監(jiān)督制約公權力都是針對公權力而言的,。履責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履行職責,。監(jiān)督制約公權力是指對公權力予以控制。保障履責與監(jiān)督制約公權力兩種法治理念,，存在一定的緊張關系,，但并非是完全對立的。為發(fā)揮更大的法治效能,，在法治實踐中不能偏頗一方,，應當妥善對待與處理。

一是要認識到保障積極履責的現實必要性,。權力存在的正當性與價值,，首先在于履行職責，實現設置權力的目的。特別是現代社會已步入高風險社會,，各種復雜矛盾和多樣風險并存,，這些都迫切需要政府積極主動履責，以消弭高風險下社會的各類危機,，保證人民的自由,、安全以及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秩序。二是要認識到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法治政府的題中之義，是通過法律促進其積極履責,，抑制其消極作用,，發(fā)揮其積極作用，實現政府行政權力的規(guī)范與有效行使,。絕不能片面地強調一方,、否定另一方。三是履責與監(jiān)督制約公權力都應當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各級政府必須依法全面履行職能，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jiān)督體系,，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jiān)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處理好維護權利與維護秩序的關系

法治除了維護權利之外,，還承擔維護秩序和安全的重要職能,。未來法治中國建設要實現良善之治，應當盡可能地在維護權利與維護秩序之間實現平衡,。

一方面,，權利的維護需要良好秩序保駕護航。穩(wěn)定良好的秩序,，能夠提高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的行為預期和確定性,，為主體的權利提供必要的保障。另一方面,，不能將維護秩序價值絕對化,。過分強調秩序保障，必然會擠壓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貫徹法治理念，意味著權利得到尊重,，也意味著秩序得到維護,。權利、秩序,、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三個支點,，存在著相互依存、彼此支撐的關系,。維護權利與維護秩序是相互促進的關系,，法治實踐以保障權利為首要出發(fā)點，同時以維護秩序和安全為重要著力點,，而形成的良好秩序與安全又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權益,。可見,，將維護權利與維護秩序納入法治框架之下,，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處理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從而使權利成為秩序之下的權利,，使秩序以維護權利為目的,。這種良性運行模式，正是法治效能得以提升的實質體現,。

處理好運用強制力與設置動力機制的關系

“運用強制力”是指在法律實施過程中,，運用國家強制力（或者說依賴強制措施）來保障法律的實施?！霸O置動力機制”是指在立法中構建法律實施的動力機制,，注重利益導向，即在特定社會關系中利用社會關系本身的特質來尋求法律實施的動力,。

提高法治效能必須兼顧運用強制力與設置動力機制的關系,。一方面，可以在立法環(huán)節(jié),、執(zhí)法司法環(huán)節(jié)均設置動力機制,，助力法治效能的提升；另一方面,，又不能因為設置動力機制存在的優(yōu)勢，而完全放棄運用強制力,，這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行的。

法律及其實施的內生動力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全過程,。因此,，在制定法律與實施法律時，都要充分考慮到人民的利益,，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系統(tǒng)研究謀劃和解決法治領域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使人民群眾通過法治參與國家治理的過程成為發(fā)揚民主,、匯集民智,、凝聚共識的過程，使法律及其實施有效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fā)人民創(chuàng)造力。

處理好一體建設與狠抓關鍵環(huán)節(jié)的關系

“一體建設”是指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昂葑リP鍵環(huán)節(jié)”是指在全面依法治國中，法治政府建設是重點任務和主體工程,，要率先突破,，用法治給行政權力定規(guī)矩、劃界限,，規(guī)范行政決策程序,，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者各有側重,、相輔相成,。因此，既要注重三個一體建設,，又要突出重點,，以法治政府建設為重要抓手。

提高法治效能,，同樣要以狠抓關鍵環(huán)節(jié)為著力點,。其一，依法治國的“關鍵在于黨能不能堅持依法執(zhí)政,，各級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主要以法治政府的建設水平來衡量,、評判國家的法治水平。而在法治政府建設中,，執(zhí)法司法環(huán)節(jié)又是必須狠抓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執(zhí)法司法公正高效權威才能真正發(fā)揮好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效能。其二,，以“法治政府建設”作為聯結“三個共同推進”“三個一體建設”的樞紐,，從依法行政環(huán)節(jié)來助推科學立法和公正司法，從法治政府帶頭尊法信法守法護法,，為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樹立典型示范，發(fā)揮帶動作用,。

處理好全民守法與狠抓關鍵少數的關系

“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國的社會基礎,。法治建設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只有全體人民信仰法治,、厲行法治,，國家和社會生活才能真正實現在法治軌道上運行?！瓣P鍵少數”指的是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領導干部必須強化法治意識，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作制度執(zhí)行的表率,。

狠抓關鍵少數與全民守法是法治工作中點與面的關系?！昂葑リP鍵少數”是切入點,，找準了能盡快找到工作的突破口，明晰工作思路,，減少走彎路,；“狠抓關鍵少數”是關鍵點，直接決定法治成效,，如果做好了能帶動全民守法,，從而形成良好的社會法治氛圍。只有“點面結合,，以點帶面”,，才能取得更好的法治效能，使全面依法治國各項任務真正落到實處,。

促進全民守法,，不是一句空話，要做實實在在的工作,。其一,，要加強普法工作。普法工作要在針對性和實效性上下功夫,，特別是要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不斷提升全體公民法治意識和法治素養(yǎng)。其二,，在實踐中培育普通民眾對法治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增強全民法治觀念，引導民眾通過法定渠道解決矛盾糾紛,。其三,，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努力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和社會秩序,。

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我們每個公民都是法治中國的親歷者、推動者和受益者,，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投身法治中國的偉大實踐，提升法治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效能,，為書寫法治中國建設的新篇章貢獻力量,。

（作者系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