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名買的火車票丟了被要求全價補票”一事備受關注，浙江大學本科生陳繪衣將昆明鐵路局訴至杭州鐵路運輸法院,。27日,，雙方在法院調解下達成和解,，昆明鐵路局在核實情況的基礎上,，基于個案考慮,，向陳繪衣退還全價補票款,。（11月29日山東商報）

個案已經達成和解,，但結果卻難言樂觀。對于起訴的大學生來說,，雖然討回了所補的票價,，但是公正似乎有些遲到，而且她付出了時間,、精力等諸多成本,，并且沒有得到任何額外的賠償。對于圍觀此事的公眾來說,，更是難免有所失落,，因為他們期待的實名制車票真正實名化，真正惠及自身的愿望,，似乎還沒有達成共識——鐵路部門是基于個案考慮才作出的和解,。這就意味著，以后發(fā)生類似的事情,，要不要補票,，是否能討回票錢，是否一定要走司法的程序,，還不得而知,。這顯然不是一個讓人樂觀的結果。

個案的和解不是沒有意義,，前提是,，是否能夠舉一反三，是否能夠以個案為契機,，真正推進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如此，通過個案糾錯和反思,，共識就可以達成,，就可以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從而避免類似問題再發(fā)生,。這才是人們所期待的結果,。如果，對于個案的處理只是基于個案,，只是局限于對個案特殊性的關注,，反而忽視了個案反映的普遍性問題，那么所謂的舉一反三就不存在,，所謂的下不為例就是一句空話,。當類似問題再次發(fā)生時，能得到如何解決,，將完全取決于具體的部門和個體,。那時,，即便個案可以得到解決，也將走過一個重復的過程,，這在無形中增加了個體維護權益的成本和難度,。

具體到大學生起訴鐵路部門也是如此。雖然,，人們迫切希望看到個案可以得到圓滿解決,，看到大學生的權益可以得到維護；但是,，人們更加期待這個個案的處理可以成為一個范例,，可以形成一個共識——在實名制實施后，在可以核實信息的基礎上,，就沒有必要取票,、補票了。這個共識,，在現(xiàn)有的技術條件下完全可以實現(xiàn),；這個共識，根本不算是一個過分的要求,。很多地方,，只需要刷身份證就可以乘坐高鐵了；有身份證,，有購票信息,，怎么還不能證明已經購票，怎么還需要補票呢,？這顯然違背了常理,，讓人感覺被刁難。

當然,，當事的乘務員可以解釋：這是為了有人逃票,。如果有人把所購買之票送人,，而自己拿身份證上車,，不就存在逃票行為了嗎？話可以這么說,，但是不是真的存在這樣的逃票,，卻是個問號。鐵路部門統(tǒng)計過類似逃票現(xiàn)象嗎,？而且,，沒有車票跟逃票是兩個概念，在發(fā)現(xiàn)沒有車票后,，乘務員為什么不查驗乘客是否已經購票呢,？這根本不難,。很多高鐵的乘務員都有手持的驗證儀器，只要插入身份證,，是否購票一目了然,。即便，該乘務員手中沒有儀器,，身份證與手機短信還不足以證明乘客購票嗎,？遺憾的是，乘務員滿腦子都是逃票的“有罪推定”,。

退一步說,，補票也就補了，自認倒霉便是,。為何在可以核實信息時,，又拒絕退費呢？新聞中,，女大學生的遭遇是：到站后,，她向昆明站工作人員、昆明鐵路局反映,，希望退回補票款,，被告知“這是中國鐵路總公司的規(guī)定，無法退款”,。這顯然是一種霸王條款——當乘客已經證明了身份之后,，所補之票款當然應該在第一時間退回；怎么能以所謂的規(guī)定之名,，要求乘客購買兩次車票呢,？如果女大學在到站后順利地退回了錢，說不定就沒有了狀告鐵路部門的舉動,。難道鐵路部門不知道自己為何成為被告,？

當女大學生將鐵路部門告上法院時，人們期待的結果是,，雙方達成實名制丟票不用補票,，或者補票后可以順利退票的共識。如果這個共識達成,，積聚的輿情就可以得到釋放,，女大學生起訴鐵路部門的意義也將呈現(xiàn)；如果這個共識沒有達成,，女大學生的起訴就只是艱難地維護了自己的權益而已,，根本沒有形成廣泛的示范效應，更難以保證類似的情形可以得到妥善解決,。此時,，公眾能有怎樣的感受,？恐怕只能是，所謂的和解其實是雙方的“息事寧人”,。（乾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