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時期,，延安的知識分子又是怎樣的待遇呢？

　　著名學者何干之是 1937年 8月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第一批到達延安的大知識分子之一,。他的待遇是“每月 20元津貼費,，還派給他一名警衛(wèi)員”(《何干之文集》第 2卷，北京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頁,。)。音樂家冼星海 1938年 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習慣,，曾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旋律也寫不出,。”但他很快就習慣了延安的生活,，在 1940年 3月 21日給友人的長信中，他提到當時受到優(yōu)待,，每月津貼 15元(含“女大”兼課津貼3元),。當時，在“魯藝”的藝術教員一律 12元,，助教 6元,。此外， 1938至 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員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貼 10元,。(參見《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1頁,。)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 4.5元,。(參見《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3頁,。)作家陳學昭的丈夫擔任邊區(qū)醫(yī)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 15元津貼。(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72頁。)1940年 1月,，印度尼西亞籍華人醫(yī)生畢道文來到延安,，組織給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 20斤,、肉 10斤,、白糖 2斤,、津貼費 20元。另外,，還為他配勤務員 1名,、翻譯 1名、馬 l匹,。以上都是當事人的回憶,，應該是可靠的。

　　1940年 10月,，國民黨政府停發(fā)八路軍軍餉,，并對抗日根據(jù)地實行經(jīng)濟封鎖，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陷入極度困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當時“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zhàn)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92頁,。)的地步,。延安開展的大生產(chǎn)運動，便是為了渡過這個難關,。 1941年 2月,，邊區(qū)銀行正式發(fā)行邊幣。發(fā)行之初,，邊幣和法幣的比價是1元換1元的,。不久，邊幣的比價便開始下降,，到1942年6月達到邊幣3.2元換法幣1元,，到 10月間，便穩(wěn)定到了邊幣2.1元換法幣1元,。

　　在這種情況下,，為規(guī)范和確保知識分子的待遇，中央書記處于 1942年5月頒布《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把文化技術干部分為三類,。甲類技術干部，每月津貼 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廚房為原則,，窯洞一人獨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單衣各一套,，其妻兒因故不能參加工作或學習者,，其生活待遇與本人相同。同時期,，八路軍衛(wèi)生部各類技術員,，按其學歷經(jīng)歷工作成績而增加補貼,，其中規(guī)定,，醫(yī)藥衛(wèi)生技術干部也分甲、乙,、丙三類,。甲類醫(yī)生凡在國內(nèi)外醫(yī)科專校畢業(yè)富有3年實際工作經(jīng)驗者，每月津貼60元至80元,，護士凡專門護校畢業(yè)者每月20至40元,，司藥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類醫(yī)生其家屬與本人待遇相同,。

　　那么,，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津貼又是多少呢？每月 10元,，比文化技術干部中護校畢業(yè)的護士最低檔收入還要低10元,。黨政機關干部的待遇和文化技術人才相比，差距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盡管文化技術人才的待遇已經(jīng)優(yōu)于黨政軍機關干部,，但如果是發(fā)表文字作品，他們還有稿酬收入,。做技術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獎勵,。

　　關于稿酬制,，其實在紅軍長征剛到陜北時，即已實行了,。 1936年8月,，毛澤東、楊尚昆為編輯出版《長征記》聯(lián)名發(fā)出的征稿信里,，便申明“備有薄酬”(《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8頁,。),。10月,，紅軍總政治部發(fā)布《〈紅軍故事〉征文啟事》里也說要“酌致現(xiàn)金或物質報酬”(《〈紅軍故事〉征文啟事》，《紅色中華》1936年11月 3日,，轉引自《關于革命文物和革命史料征集工作的一組歷史資料》,，《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 3期。),。1937年5月,，毛澤東、朱德聯(lián)名發(fā)出《中央軍委關于征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還明確講,，“一切創(chuàng)作稿件和紀念品,，送來經(jīng)采用后，均給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現(xiàn)金酬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文書檔案工作文件選編》,，檔案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0頁。),。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延安知識分子辦了許多刊物，不論是鉛印的,，還是油印的,；不論是內(nèi)部出版，還是公開發(fā)行,，征稿時基本上都講明有稿酬,，有的還標出具體標準。如 1940年8月陜甘寧邊區(qū)大眾讀物社創(chuàng)辦的《大眾習作》,，登出的“約稿”里就說：“寄來的稿子,，凡是登載出來的，每一千字送稿費一元,。 ”《大眾習作》屬基層刊物,，影響力自然比不上當時中央指導辦的《解放日報》、《中國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標準，不會是高的,。毛澤東對《陜甘寧邊區(qū)實錄》開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顯然與該書的內(nèi)容和可以預期的影響有關。 1941年 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講話,，談到稿酬問題時便強調要按質按需來定標準，認為“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4頁。),?？梢姡瑹o論是實行稿酬制,，還是對知識分子的高額津貼,，都是為了鼓勵有益于革命實際工作的精神勞動。

　　延安對著名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尊重,，在蕭軍身上算是一個典例,。 1941年7月,，蕭軍想離開延安,，給張聞天寫信，提出借一萬元路費,，張聞天回信,，答應可以想辦法。據(jù)蕭軍 7月20日日記載,，7月18日毛澤東和他談話時,，他表示，想過了10月魯迅紀念會以后再走,，并把向張聞天借一萬元路費的事說了,，毛澤東的回答是：“何必說借呢？這里可以想辦法的,。”不到一個月,， 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成立由凱豐、艾思奇,、陳伯達,、范文瀾、周揚等十余人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批準的工作費用,，也只有一萬元。也就是說,，當時中央準備給蕭軍一家離開延安的路費,，便相當于一個工作機構的開辦費。

　　最近讀到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的《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李耀宇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一直在中央機關做后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邊上一家取名“勝利食堂”的飯館學廚,，有時也跑堂,。他回憶道：蕭三夫婦、蕭軍夫婦,、馬海德夫婦,、蘇聯(lián)的阿洛夫醫(yī)生是勝利食堂的常客,，他們來吃飯,，都引進里屋的“雅間”。蕭軍那時有錢,，點菜花樣多,，醬牛肉、鹵雞,、鹵肝,、叉燒肉樣樣都點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統(tǒng)統(tǒng)打包兜走。在延安,，蕭軍首先要求吃甲魚,，食堂管理員買的甲魚，一只大約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邊幣一只,。江青一月兩月來吃一頓飯，看來那時她沒有多少錢,，每次來只吃兩碗餛飩,，要不就喝一碗片兒湯。不久,，組織上又派李耀宇到離延安較遠的一家紡織廠門前開一個小飯館,，當時的菜價是：肉絲面兩元邊幣一碗，炒肉絲,、炒肉片每盤五元邊幣,。有天晚上，一個知識分子帶女友來吃面,，點了兩個炒菜,，斟了二兩高粱酒，要了兩碗湯面。臨走結賬,，花了25元,。

　　考述延安這段往事，不覺唏噓,。歷史學家錢穆有一句名言：“在現(xiàn)實中發(fā)現(xiàn)問題,，到歷史中尋求答案”。的確,，人們追根索源地思考問題以至列舉曾經(jīng)發(fā)生的事例,，經(jīng)常都是尋找理由的過程，所反映的其實是對現(xiàn)實的評判和期望,。既然是找理由,，就應該找最好的。中國共產(chǎn)黨在延安時期對知識分子的特殊照顧,，出發(fā)點當然是為爭取更多的知識分子投入到中國革命事業(yè)當中來,，但事情似乎也不只這樣簡單。它還說明：第一,，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來都是向往、追尋,、融入進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政黨,。第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我們黨在延安時期就已奠定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第三,，在經(jīng)濟收入和物質待遇上,，我們黨從來反對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第四,，知識分子投身到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業(yè)中去,，并作出貢獻，就會得到理所當然的尊重,。(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