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民間請客一般由主人點菜不同,，官場上的主位者往往不會親自點菜,。“負責接待的辦公室主任通常會在領導來之前把菜點好，等主客到達之時涼菜必須上好,，絕不能讓桌子空著,，這是大忌,。”

　　這位副秘書長是北方人，他說以單位名義宴請客人有一定規(guī)矩：一般副主陪在主陪的對面,，1號客人在主陪的右手,，2號客人在主陪的左手，其他可以隨意,。但有些地方經(jīng)常會讓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名司機，“大概他們覺得,，這個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點都不重要”。

　　“禁令之年”的吃喝尺度

　　2014年3月,，國家統(tǒng)計局財務司司長張仲梁曾在一次講座上笑稱,，自己開會、處理各種文字的時間大幅縮短,，“是八項規(guī)定把公務員們從文山會海中,，從酒桌上解放了出來。”

　　前文提到,，根據(jù)張仲梁的調查,，2012年各級干部有很長的時間花在吃飯上，而到了八項規(guī)定出臺的2013年，數(shù)字出現(xiàn)了急劇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級干部平均每周飯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級0.5次,、市長10.2次、縣長12.2次,。

　　官場上因此流行起這么一種說法：“沒想到八項規(guī)定的力度這么大,，范圍這么廣，影響這么深,，效果這么好,。”

　　廉政瞭望曾以西部某縣為樣本調查官場“吃喝尺度”的變化。該縣工業(yè)較發(fā)達,，人口50多萬,，2012年GDP約為150億元。

　　該縣財政局副局長表示,，八項規(guī)定出臺已有一年多,，三公經(jīng)費大大減少，2013年省下了1400多萬元,。在這1400萬元中,，“飯桌”上用的錢大幅減少。全縣2013年前10個月,，共接待中央,、省市客人70余批，2100余人次,，接待費用同比減少30%,。一名公務員的公務接待費用預算，本來是一年一萬元,，在2013年壓縮至9000元,。

　　該縣縣委書記帶著方便面下鄉(xiāng)人盡皆知，還一度登上過省級媒體,。據(jù)一名紀委干部回憶,，有一次來了上級領導，要留人進餐館吃飯被婉拒,，“你們縣米粉有特色,，最出名，要不然我們就一人來一碗米粉如何,？”

　　官場的吃喝接待少了,，官員們也自由閑適了不少。國土局一名工作人員說,，“以前自己搞接待，一個星期要參加四五次飯局，現(xiàn)在一個月都吃不到兩次,，‘三高’也降下來了,。”縣里的普通民眾看到了往日見不到的景象：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各部門官員甚至有縣領導,，在河邊陪著老婆孩子散步閑逛,。

　　張仲梁的調查也顯示，2013年,，官員工作節(jié)奏明顯改變：逐漸從文山會海中解脫出來,，招待和飯局減半，在家時間平均增加了30分鐘,。

　　公款吃喝少了,，餐飲業(yè)的收入也隨之下降。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jù)顯示,，2013年前兩個月,，高檔餐飲酒店等“限額以上企業(yè)”餐飲收入增長僅為8.4%，同比下降3.3%,；商務部的抽樣調查也顯示,，北京、上海,、寧波高檔餐飲企業(yè)的營業(yè)額,，分別大體下降了35%、20%,、25%,。

　　數(shù)字是否能反映官場飯局得到了有效遏制呢？答案或許不能讓人樂觀,。據(jù)廉政瞭望報道,，中部地區(qū)一名縣委秘書長王安東表示，“雖然各地紛紛出臺針對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時候又不得不吃,，我們只能轉戰(zhàn)第二、第三戰(zhàn)場,。”

　　相對于高檔星級餐廳,，“二三線戰(zhàn)場”更為隱秘。“吃得最多的是單位食堂,，當然也有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酒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反貪局的審查點吃的,，那里的廚師是從五星級酒店請來的,，手藝不錯,。”

　　除了單位食堂，不少地方都被開辟為“二三線戰(zhàn)場”：

　　2013年1月新京報報道,，甘肅,、福建、河北,、河南,、內蒙古、四川等10余家省級駐京辦餐廳,，至少3日內餐廳的包間和宴會廳都已預訂一空,，“主要都是國企和政府部門的公務接待和年會”。

　　2013年4月,，有媒體暗訪了北京幾處分別位于公園,、古寺和胡同里的就餐場所，發(fā)現(xiàn)這里就餐價格高,，并有公車的身影,。一名服務員表示，他們接待的領導很多,。

　　看來,，想要遏制公款吃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ㄐ戮﹫笮旅襟w編輯 郭彥博　參考資料：新華網(wǎng)、新京報,、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廉政瞭望,、環(huán)球人物,、中國新聞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