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先后出臺“停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通知”和《黨政機關厲行節(jié)約反對浪費條例》后，各地不斷傳來限建清房“好聲音”,。然而記者調查發(fā)現(xiàn),，一些地方在當前的“清房改革”中仍遭遇“應付式”清理。

　　這場自上而下進行的清退改革,，至少從數(shù)據(jù)上看,，效果還是相當喜人的。但數(shù)據(jù)畢竟不能代表一切,。一方面,，目前多數(shù)地方公布的清退數(shù)字都很籠統(tǒng)，只涉及單位總人數(shù)和清退總面積,，清退出來的房子作何用途未作進一步說明,，改革的意義未能充分體現(xiàn)。另一方面,，諸如“局長搬進處長辦公室”之類的怪象,，也讓改革打了一些折扣。顯然,，清退豪華超標官衙不能僅僅滿足于紙面上的進步和總體上的趨好,，還應不斷地在改革過程中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改良和糾偏,，走完最后一公里,。

　　溫州是一個值得解剖的制度標本。去年4月，溫州率先在全國試水行政事業(yè)單位辦公用房制度改革,，然而實施近一年來,，“溫州模式”卻步履維艱。究其根源,，正如溫州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陳波所分析的,，一是“定標難”。辦公用房的實際情況與現(xiàn)行標準相差太大,，難以執(zhí)行到位,；二是“切割難”，辦公用房的類型多樣,，分割,、調劑起來不像切豆腐，若超標幾到十幾平方米,，無法妥善處理,；三是破除特權思維難。“用房嚴重違規(guī)的多是領導,，清房就是要動領導的特權,，他如果不是真心改革，效果怎能落地,？”

　　這些問題其實很具代表性和普遍性,。清退豪華超標辦公樓若想走完最后一公里，首先是制度的精細化,。應該說,，對于辦公用房的超標問題，我們不缺少制度,。自1988年首個樓堂館所“限建令”——《樓堂館所建設管理暫行條例》,，到去年底中央印發(fā)的《黨政機關厲行節(jié)約反對浪費條例》，國家層面發(fā)布的政府性樓堂館所管理文件超過十個,。但總體上,，這些制度規(guī)定偏于原則和籠統(tǒng)，未能有效關注到諸如“辦公室超標該如何切割”,、“超標部門如何妥善處理”這樣的細節(jié)問題,，而恰恰是這些問題決定了制度的成敗和可行性。

　　其次是執(zhí)行的落地,。徒法不足以自行,。尤其是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xiàn)實語境下,，光有制度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一種能夠保障制度正常運行的機制。譬如信息公開，定期“曬曬”政府樓堂館所的“賬單”,，以監(jiān)督的力量來保證清退超標辦公樓不至異化為運動式改革,。

　　最后是問責的到位。至少從目前來看,，因辦公樓超標而被問責的案例仍屬罕見,。當然，這可以理解成是為了給改革預留緩沖期,，但是,，如果超標和不超標一個樣，改與不改沒有本質的區(qū)別,，那么必然會滋生一種觀望心理,，徒增改革的阻力,。事實上,，豪華、超標辦公樓之所以泛濫成災,，問責本身就是最為缺失的一環(h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