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很有幸收藏到“復社版”《西行漫記》和《續(xù)西行漫記》,，并且還有簽名：《西行漫記》的簽名者是著名電影工作者袁牧之,，除了簽名，還有用毛筆書寫的“題后”,；《續(xù)西行漫記》的簽名者是作者海倫·斯諾本人,。

“復社版”《西行漫記》

筆者收藏的“復社版”《西行漫記》由胡愈之牽頭翻譯，參加者有王廠青,、林淡秋,、陳仲逸、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梅益,、馮賓符等12人；《續(xù)西行漫記》譯者是胡仲持,、馮賓符,、凌磨、席滌塵,、蒯斯曛,、梅益、林淡秋,、胡霍等8人,，這些譯者都是上海孤島文學時期“星二座談會”的成員。

據(jù)新華出版社《胡愈之傳》記載,，“陳仲逸”是胡愈之的筆名,；胡仲持為胡愈之的二弟；傅東華,、倪文宙,、吳景崧、馮賓符為胡愈之在商務印書館的同事,；林淡秋,、邵宗漢,、梅益是胡愈之在《譯報》時代的同事；許達是斯諾在中國時的秘書,，實際為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地下工作者郭達,。另有資料考據(jù)，王廠青有可能是粟裕的秘書蒯斯曛的化名,。

《西行漫記》的出版地是上海,，是重要文化中心、港口和工業(yè)中心,，因此,，上海的出版物有較強的滲透力、傳播力和影響力,。

由于復社版圖書影響力大,，需求量大，《西行漫記》自1938年初版后一版再版（目前可查到有5版）,，不僅有平裝本,，還有精裝本，《續(xù)西行漫記》也是一版再版,。

筆者收藏的復社版《西行漫記》為第一版的精裝本,，1938年2月10日付印2000冊，1938年3月1日發(fā)行,。在書的末頁,，中國早期著名電影導演、編劇,、演員袁牧之用毛筆寫了如下的“題后”：“追求真理,，解放人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建立一個強大、富裕,、人人平等的國家,，這就是我們的理想,！牧之,，一九卅九年六月廿日于抗大?！薄耙痪湃拍甓?，我于抗大校轉閱，據(jù)說此書經(jīng)歷封鎖,，險落敵之手,，歷時三月輾轉幾個地方達延安,，至我讀后，已很破舊,，固由我保藏,。”

珍稀版本貴有簽名,，更貴有“題后”,。袁牧之的“題后”，脈絡清楚,，有時間,，有地點，有經(jīng)歷,，特別是有“延安”“抗大”“險落敵之手”“輾轉幾地方”這樣的詞語,，因而使這冊上海復社首版的《西行漫記》更顯得厚重，難能可貴,。

“復社版”《續(xù)西行漫記》

筆者收藏的上海復社版《續(xù)西行漫記》,，1939年上海出版，第一版,，平裝本,，封面設計與復社版《西行漫記》平裝本一樣，紅底黑字,，扉頁有海倫·斯諾贈給原燕京大學學生李敏的贈言：

For Li Min, my favorite student whom I loved much in memory of Yenching days long ago, affectionately, Peg, Nym Wales, New York, Xmas, 1949（贈李敏,，你是我在燕京大學時最鐘愛的一名學生，雖年代久遠,，但記憶猶新,，佩格，尼姆·韋爾斯,，1949年圣誕節(jié)于紐約）,。

李敏是燕京大學社會系學生（1937年畢業(yè)后更名為李慜）兼學生會秘書，在校期間與斯諾,、海倫夫婦關系極為密切,，共同參與了1935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和游行示威；1936年夏斯諾去西北訪問紅軍期間,，李慜經(jīng)常到位于北平盔甲廠13號的斯諾居所去陪伴海倫,，同床而眠，徹夜長談,。（見李慜：“愿佩格·斯諾重來未名湖畔”,，北京出版社《一二九在未名湖畔》，1985年）,。

1949年,，李慜與丈夫葉德光（原燕京大學1930屆心理系學生）一同訪美,，在圣誕節(jié)之際，海倫將這本上海復社版《續(xù)西行漫記》贈送給她,。

新中國時期,，李慜長期在外交部門工作。筆者有幸在1985年曾陪同李慜一起會見海倫·斯諾的侄女謝莉爾女士,。

“因為這是他們的書”

衡量一本書的文獻價值和收藏價值,，不僅要看它的作者、年代,、珍稀度,、品相、簽名,、題記等,，還要看它的社會影響力。1938年上海復社版《西行漫記》和1939年《續(xù)西行漫記》,，在近現(xiàn)代中國革命史上的影響,，無疑是十分巨大的。

對于這本書的影響,，斯諾在專門為上海復社版《西行漫記》寫的作者序言中如是說：“這一本書出版之后,，居然風行各國，與其說是由于這一本著作的風格和形式,，倒不如說是由于這一本書的內(nèi)容吧,。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chuàng)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的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p>

斯諾在《為亞洲而戰(zhàn)》一書中,，頗為風趣地描述了《西行漫記》的影響力：“抗戰(zhàn)爆發(fā)后，無論我走到哪里,，總會出其不意地在什么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輕人,，胳臂下挾著一本未申請版權而偷印的《西行漫記》，詢問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學習,。在一個城市,，一位教育委員向我走來，暗地里要求我把他的兒子介紹給延安抗大,。在香港,，一位富有的銀行老板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這使我大吃一驚,。望著他兒子周圍舒適優(yōu)雅的環(huán)境,，我說:‘令郎在那兒要睡土炕，要自己做飯,，還要自己洗衣服,。’‘是的,，那個我懂,！’這位教育委員回答說，‘不過,，如果兒子繼續(xù)耽（誤）在這兒,，他遲早要去為日本人洗衣服！’”

這兩冊散發(fā)著舊書年久的氣息,、頁面因時代久遠有些風化和碎裂,、不知有多少人讀過和傳遞過的《西行漫記》和《續(xù)西行漫記》，凝視著簽名者的墨跡,，回望那厚厚頁面中的風云史詩,、那一幀幀照片中的紅軍將士，更感到今天國家獨立富強,、人民生活幸福的來之不易,。

[作者系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北大）、陜西省斯諾研究中心高級顧問,、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