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學者對這一問題也有過討論,，顧炎武《日知錄·四詩》中提出的“四詩”說即具有啟發(fā)性,。他認為：“《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而非《風》也,?！赌稀贰夺佟贰堆拧贰俄灐窞樗脑姡袊讹L》附焉,，此《詩》之本序也,。”顧炎武所謂“詩之本序”,，其實就是在探討《詩經(jīng)》的早期形態(tài)問題。因為《邶風》以下十二國風產(chǎn)生時代較晚,，只有《周南》《召南》和《豳風》有可能產(chǎn)生于周初,。所以以情理論，周初建立禮樂體系時,，《詩經(jīng)》只可能有南,、豳、雅,、頌四類,。

顧炎武的說法是有道理的。雅,、頌先不論,，二南與《豳風》除時代較早外,，同其余國風相比還有許多特殊之處。先說《豳風》,，其中《七月》篇最為特別,，它被認為是周民族還生活于豳地之時便流傳的歌謠，可能在周公時被整理寫定,。而《豳風》其他篇目也與周公有關,，產(chǎn)生時代應該比較早?！吨芏Y·籥章》記載周人祭祀詩樂中有“豳詩”“豳雅”“豳頌”的說法,，傳統(tǒng)觀點認為就是用三種不同的方式表演《七月》一詩。因此,，將《七月》或者“豳”歸入“風”就很不合理,。此外，《七月》文本有很強的“拼貼”痕跡,，比如詩中混用夏歷,、周歷，大部分詩章又缺少前后承接等,，它很可能是基于多首詩作或謠諺的再創(chuàng)作,。筆者認為，《七月》反映了周初曾根據(jù)“舊材料”創(chuàng)制“新詩樂”的事實,。周民族在先周時期就擁有豐富的詩樂,，不過尚未形成穩(wěn)定的文本與文獻，姑且可稱其為“先周詩樂群”,。這一詩樂群可能采用了“詩”“雅”“頌”的大致分類,，這也是“豳詩”“豳雅”“豳頌”的來源。而據(jù)《周禮》記載,，豳詩用于迎寒暑祭祀,，豳雅用于祭祀田祖、田畯,，而豳頌用于蠟祭,，其禮樂功用與今本風、雅,、頌明顯不同,，應該不屬于同一體系。如果說《詩經(jīng)》早期形態(tài)中保有“豳”的位置,，應是周人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繼承或追憶,。

至于《周南》《召南》，其特殊性更加顯著。首先,，《小雅·鼓鐘》有“以雅以南”,，南與雅并列，學者據(jù)此將“南”解釋為樂器,、樂調,、詩體等。其次,，二南的禮樂地位比較特殊,，《儀禮》載鄉(xiāng)禮、燕禮,、射禮等皆要演奏二南曲目,，稱為“鄉(xiāng)樂”，同時二南又被認為是“房中之樂”,。再次,，孔子對二南特別看重，《論語·陽貨》謂：“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上博簡《孔子詩論》中也大量論及二南，其比例遠超其余國風及雅,、頌,。最后，目前所見各種文獻,，凡能體現(xiàn)國風順序的,，二南皆在最先，無一例外,。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南”最初應是一個獨立且重要的類目，后來才歸屬于國風,。此外筆者認為,，二南的來源應與文王之妻太姒有關。太姒出于有莘氏,，據(jù)《詩經(jīng)·大明》等記載為殷商王族,。文獻所見與“莘”相關地名九處以上，皆在黃河以南,，可知有莘氏當主要活動于黃河以南一帶,，故其樂歌被稱為“南”,?！澳稀币蛱θ爰薅鴤髦林埽ψ鳛槲耐踔蕖⑽渫踔?，又在商末周初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故極受周室子孫敬重，其美德也成為一種典范,。而被認為主導周初禮制建設的周公旦,，便是太姒之子。所以,，二南最終以表現(xiàn)“文王之化”“后妃之德”及規(guī)范夫婦關系的“房中之樂”的形態(tài)被納入禮樂體系,。另外，《詩經(jīng)》早期形態(tài)中“南”類的存在,，可以反映周王室中妻族或母族文化的重要地位,。當然，二南最初的篇目當有限,，今本應是其陸續(xù)演化的結果,。

最后再簡單討論一下雅和頌?！洞笱拧分胁糠制繒r代較早,，如《文王》《大明》等祭祀詩，這應是“雅”類得以確立的核心,。也就是說,，最初的雅應是祭祀祖先的歌樂。而《大雅》的其余篇目則依托此種禮樂功用陸續(xù)產(chǎn)生,，并伴隨周代的禮制變革,，其內容也發(fā)生偏移。比如《行葦》《既醉》等篇由祭祀而主寫宴享,，《民勞》《桑柔》等則歸于諷諫,，這可能與周代宴享中“以詩抒懷”有關，如清華簡《耆夜》篇便載有宴飲場合以詩抒懷之例,?！缎⊙拧穭t更是禮制演變及宴享詩樂進一步獨立的產(chǎn)物，所以《儀禮》所載士階層的禮制,，大量使用了《小雅》中的篇章,。至于頌，因為《商頌》《魯頌》比較特殊,，這里只討論《周頌》,。一般認為，《周頌》是西周陸續(xù)產(chǎn)生的宗廟祭祀樂,。但實際上,，南,、豳、雅未嘗不用于宗廟祭祀,，比如雅之祭文王,、武王，豳之祭田祖,、田畯,，而二南作為鄉(xiāng)樂之“正歌”，當然也用于宗廟祭饗,?！吨茼灐分煌瑧谟谄涞燃墶⒁?guī)模及舞容方面,，它顯然體現(xiàn)了另外一套祭祀系統(tǒng),，故《周頌》中早期詩多單章而不押韻。

這就帶出了一個疑問：為什么同一套禮樂系統(tǒng)中會有這樣功用重復的部分,？一種解釋是,，它們所用的祭祀場合各不相同，故其歌樂便有區(qū)別,。但另一種解釋或許更加合理,，即：西周禮樂體系本身就是對已有的多種體系的吸納與調和，因而難免會有功用的重復,。結合前文所論,，西周禮樂至少吸納、調和了以下四種詩樂文化：體現(xiàn)周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豳”,；體現(xiàn)周母族有莘氏文化的“南”,；體現(xiàn)周人所建構的夏文化的“雅”；體現(xiàn)周人所繼承的殷商文化的“頌”,。之所以說“雅”體現(xiàn)夏文化,，因為“雅”就是“夏”，《荀子·榮辱》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安雅即安夏,。據(jù)學者研究,，周人為了戰(zhàn)勝商人，在滅商前后有意建構夏文化,，并把自己打造成夏的繼承者,。而關于頌，《逸周書·世俘》篇有“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謂周文王曾繼承,、應用商之禮制,，而《周頌·振鷺》《魯頌·有駜》等都寫到了周人對商代鷺舞的吸納。因此,，將《周頌》理解為對殷商禮樂的繼承或模仿，應該不無道理,。

那么,，最終我們就看到，在西周初年為配合禮樂制度而產(chǎn)生的“詩經(jīng)”,，當由南,、豳、雅,、頌四部分組成,，這便是顧炎武所謂“詩之本序”的“四詩”。它們分別代表了構成新的周文化的四種子文化,，或許也代表了當時四種無法被忽略的政治勢力,，即周王母族、周之舊貴族,、滅商過程中誕生的新貴族,、殷遺民貴族。周初的禮樂制度建設,，正是為了調和這幾種文化或政治勢力,，建立并維持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因而,，隨之產(chǎn)生的《詩經(jīng)》,，也就毫無疑問地體現(xiàn)了這種文化、政治生態(tài),。當然,，周代禮制并非一蹴而就、一成不變的?，F(xiàn)代學者普遍認為,，周初禮樂制度的成熟可能要晚到康王時期，且此后仍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比如有學者即提出,，在周穆王、宣王等時期皆存在較大規(guī)模的禮制變革,。而隨著周代禮制的變化,，《詩經(jīng)》也隨之發(fā)生擴充、調整或刪汰,?！对娊?jīng)》中包含有明顯屬于不同時代禮樂儀式的詩作,，以及文獻所見內容相似而文本差異較大的詩歌，比如清華簡所見《蟋蟀》《周公之琴舞》等詩,，便是這種演化的證據(jù),。

探討《詩經(jīng)》的早期形態(tài)有其意義，它可為《詩經(jīng)》的后續(xù)演變與定型提供比較的基礎,。而在此基礎上,，我們便可以進一步研究“雅”詩主題如何從祭祀向宴享、諷諫偏移,，以及《小雅》緣何能夠獨立,；也可以討論最初并不存在的“國風”為何產(chǎn)生，以及最終南和豳也被歸入“風”的原因等,。這些顯然都與周代禮制的變化有關,，新的禮樂需求便會催生新的詩類，此處限于篇幅暫不展開,。另外,，由此節(jié)點再往前追溯，還可探討更古老詩歌的形態(tài),，比如前文提到的“先周詩樂群”,，這便有待后續(xù)研究。

（作者：姚蘇杰,，系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