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大興（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詞學史研究，除了把握詞學觀念,、理論與方法等的時間發(fā)展脈絡,，還應注意詞學批評與詞學流派的地域分異,，前者是詞學史研究的時間視角，后者是詞學史研究的空間視角,。立體的,、完全意義上的詞學史研究應該是時、空結(jié)合,，雖然二者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以偏廢。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版的幾本詞學史著作缺乏空間視角,，今后的詞學史著作應該有所改進,。

宋周密原輯，清查為仁,、厲鶚同箋《絕妙好詞箋》 資料圖片

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從來就不缺乏空間視角，《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吳公子札對《國風》的評論,，即可視為最早的空間批評,。吳公子札之后，在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劉勰的《文心雕龍·時序》,、魏征的《隋書·文學傳序》、朱熹的《詩集傳》,、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王世貞的《曲藻》、王驥德的《曲律》,、李東陽的《麓堂詩話》等重要文獻中,，都有簡約而精辟的空間批評，只是這些批評所針對的都是詩,、賦,、曲等文體，尚未涉及詞而已,。最早針對詞的空間批評,，當屬清中期著名詞家厲鶚的《張今涪〈紅螺詞〉序》，其文曰：“嘗以詞譬之畫,，畫家以南宗勝北宗,。稼軒、后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樊榭山房全集》卷四）這是從空間視角比較宋詞內(nèi)部之差異,。嗣后,，則有晚清詞學名家況周頤的《蕙風詞話》，其文曰：“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剛方,。宋詞深致能入骨，如清真,、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閑（蔡松年）,、遁庵（殷克己）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為清,。南或失之綺靡,，近于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保ā掇ワL詞話》卷三）這是從空間視角比較金詞與南宋詞之差異。

詞學的空間批評源于詞作本身的地域空間特性,，詞學史的研究應重視這一客觀事實,。明清時期出現(xiàn)了許多詞派，例如以陳子龍為代表的云間派,，以陳維崧為代表的陽羨派,，以朱彝尊為代表的浙西詞派，以張惠言,、周濟為代表的常州詞派,，以王鵬運、況周頤為代表的臨桂詞派等,。這些詞派除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實踐,，還有明確的詞學觀念和詞學主張，并且都以地域命名,，因此可以稱為地域性的詞學流派。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版的幾本詞學史著作對這些詞學流派的創(chuàng)作和理論多有描述和總結(jié),，但是對詞派所產(chǎn)生的地理環(huán)境,、詞派的地域特征、詞派的空間差異,、詞派的傳播路徑等,，基本上沒有涉及。也就是說,，對于明清時期地域性的詞學流派,，以往的詞學史研究仍然是時間視角，缺乏空間視角,。

20世紀詞學史上長期存在兩個很有影響的詞學流派,，查猛濟稱之為“朱（祖謀）況（周頤）派”與“王（國維）胡（適）派”（《劉子庚先生的詞學》），胡明稱之為“體制內(nèi)派”與“體制外派”（《一百年來的詞學研究：詮釋與思考》）,，劉揚忠稱之為“傳統(tǒng)派”與“新派”（《傳承,、建構(gòu)、展望——關于二十世紀詞學研究的對話》）,。筆者認為,，“朱況派”與“王胡派”這個命名不太準確，而“體制內(nèi)派”與“體制外派”,、“傳統(tǒng)派”與“新派”這兩個命名則含有褒貶之意,，未免有先入為主之嫌，因而主張從地域或空間角度,，予其一個中性的命名,，即“南派詞學”與“北派詞學”,，簡稱“南派”與“北派”。

“南派詞學”與“北派詞學”的命名依據(jù)有三：一是詞學活動與詞學研究的主要地域,，二是詞學代表作的產(chǎn)生地域,，三是詞學家的師承關系。按照這三個依據(jù),，筆者把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夏敬觀,、龍榆生、唐圭璋,、夏承燾,、陳洵、劉永濟,、詹安泰等10位詞學名家列入“南派”,，把王國維、胡適,、胡云翼,、馮沅君、俞平伯,、浦江清,、顧隨、吳世昌,、劉堯民,、繆鉞等10位詞學名家列入“北派”。當然,，“南派”的陣營是很大的,，遠不止這10人，這10人不過是“南派”的代表而已,。也許有人認為,，在“北派”詞學名家中，真正出生在北方的只有馮沅君,、顧隨和繆鉞三人,，其他都是南方人，把他們10人一概列入“北派”似乎不太合適,。筆者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關于他們流派歸屬的認定，并非依據(jù)其籍貫,，而是依據(jù)上述三個條件,。魯迅先生在講到“京派”與“海派”時指出：“所謂‘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蘭芳博士,，戲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貫,，則為吳下,。”（《“京派”與“海派”》）正像“江西詩派”并非都是江西人,。

“北派”的詞學活動,、詞學研究地域與詞學代表作的產(chǎn)生地域主要在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南派”的詞學活動,、詞學研究地域與詞學代表作的產(chǎn)生地域主要在上海、蘇州,、南京、杭州,、武漢,、廣州等地。也許有人認為,，“北派”中的胡云翼,、劉堯民、繆鉞等人,，其詞學活動與詞學研究的地域在南方,，其詞學代表作的產(chǎn)生地域也在南方，把他們列入“北派”似乎也不太合適,。筆者認為,，這也無不妥，因為他們的師承關系在北方,。錢鐘書先生在講到南北畫派時亦曾指出：“畫派分南北和畫家是南人,、北人的疑問，很容易回答。從某一地域的專稱引申而為某一屬性的通稱,，是語言里的慣?，F(xiàn)象。譬如漢魏的‘齊氣’,、六朝的‘楚子’,、宋的‘胡言’、明的‘蘇意’,，‘齊氣’,、‘楚子’不限于‘齊’人、‘楚’人,，蘇州以外的人也常有‘蘇意’,，漢族人并非不許或不會‘胡說’、‘胡鬧’,?！保ā吨袊娕c中國畫》）事實上，關于“南派詞學”與“北派詞學”的命名,，最主要的依據(jù)就是其代表人物（朱況與王胡）的詞學活動與詞學研究的主要地域及其詞學代表作的產(chǎn)生地域,，前者在蘇州和上海，后者在北平,，也就是說,，“南派詞學”與“北派詞學”，最初是“某一地域的專稱”,，當我們把朱況與王胡的同道者或追隨者分別列入這兩個詞派的時候,，“北派詞學”與“南派詞學”就“從某一地域的專稱引申而為某一屬性的通稱”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南派詞學”與“北派詞學”的命名依據(jù),，與繪畫史上的“南派”與“北派”的命名依據(jù)是一樣的。

“南派”與“北派”在詞學貢獻,、詞學理論和研究方法諸方面均有著鮮明的地域特點,。大體言之，“南派”的貢獻主要在詞籍的整理,、詞律的考證,、詞人年譜的編撰等方面，“北派”的貢獻主要在詞論的探討,、詞史的描述和詞作的藝術鑒賞等方面,；“南派”注重對傳統(tǒng)詞學的繼承，“北派”注重對西方美學與文論的借鑒,；“南派”標舉“重,、拙,、大”，重技巧,，重音律,，論詞不分南宋、北宋,，“北派”標舉“境界”,，重自然，重意境,，論詞推五代和北宋,，于南宋只推辛棄疾。南,、北兩派持不同的詞學理論和觀念,，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來治詞,，共同促成了百年詞學的發(fā)展與繁榮,。

20世紀的詞學之所以能夠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成為一門“顯學”,，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現(xiàn)了“南派”和“北派”這兩個不同的詞學流派。有不同的詞學流派,，就有不同的詞學思想,、詞學觀念的爭鳴，就有不同的治詞路徑,、治詞方法的競技,，就有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詞學成果的涌現(xiàn),。這一切,，對于詞學這一傳統(tǒng)學科的推陳出新，對于豐富,、加深人們對這一傳統(tǒng)學科的認識和理解,，都是很有意義的,。

“南派詞學”與“北派詞學”,，無疑是20世紀詞學史研究繞不開的話題之一。眾所周知,，時間和空間,，是事物運動的兩種基本形式，文學也是如此,。面對20世紀詞學史上這筆豐厚的學術遺產(chǎn),，我們既要有歷時性的追溯,，也要有共時性的考察；既要有縱向探討,，也要有橫向比較,；既要有時間視角，也要有空間視角,。對20世紀詞學史的撰寫應如此,，對宋元明清各代詞學史的撰寫也應如此。只有這樣,，才能突破長期以來單向思維的制約,，從而解決以往的詞學史研究所不能解決的諸多問題，使詞,、詞學,、詞學史展現(xiàn)出多樣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