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籍之美在于作為載體,，承載著中華先賢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中國是造紙和印刷術發(fā)明國，兩項發(fā)明對人類文明的發(fā)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公元前1世紀,，已有紙張出現(xiàn)，2世紀初,，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此后紙逐漸代替笨重的竹簡和昂貴的縑帛，成為書籍的主要載體,。印刷技術發(fā)明前,，人們在紙上抄寫書籍，傳播文化,。早期紙張作為文化遺存,，一紙難求，而在寫本時代的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卻有著豐富的遺存,。存于旅順博物館的西晉元康六年(296)《諸佛要集經》殘片,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有明確紀年的寫本文獻,，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有確切紀年的公元417年的《律藏初分》,、北魏延昌二年（513）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儀鳳元年（676）寫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寶應二年（763）的《諸經要集經》等等,，不僅記錄砑光上蠟、入潢等造紙工藝的改進,，還呈現(xiàn)著造紙材料的不同,，可以說早期紙張標本是在書籍中保存的。同時,，這些寫本時代的古籍遺存還展示著不同時期書法風格的演進和抄經制度的發(fā)展,。

為提高文化傳播的速度,，中華先賢經過長時期實踐,，在8世紀前后發(fā)明了雕版印刷術。幾百部幾千部的書一次印成,，書籍產量向前躍進了一大步,。但是早期的雕版幾乎無處可尋，其工藝亦留存在存世古籍中?，F(xiàn)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出于敦煌藏經洞現(xiàn)藏英國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剛經》,，國內現(xiàn)知時間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國家圖書館藏后唐天成二年（927）《佛說彌勒上生經》，大量的宋元明清雕版印刷品,，記錄著雕版印刷技術的產生和進步,，記錄著先賢緣于宗教及日常生活需求而產生的這項偉大的發(fā)明在傳承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北宋布衣畢昇發(fā)明的活字印刷技術未能留存刷印實物,，卻在《夢溪筆談》中詳細記錄著泥活字生產過程,，證實著當年的中國創(chuàng)造。

古籍之美在于她承載著中華民族綿延發(fā)展的歷史脈絡,，延續(xù)著民族的基因,。國有史、地有志,、家有譜,。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的《史記》，記載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由此中國歷朝歷代國家組織修史，形成國家記憶,。地方志是一種珍貴的文獻資源,，其內容不僅包括各地區(qū)的疆域、氣候,、山川,、物產等地理資料,，也涵蓋戶口、人物,、賦稅,、藝文等人文歷史方面的記載，是地方的百科全書,，一地之全史,。家譜則記錄著家族的來源、遷徙的軌跡,，還包羅了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規(guī)、家約等歷史文化的全過程,。正史,、方志、家譜構成中華民族歷史大廈的三大支柱,，是我國珍貴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留存著中華民族綿延發(fā)展的歷史脈絡，延續(xù)著民族的基因,。就最小單元的家譜而言,，既存皇家《仙源類譜》《宗藩慶系錄》，又有圣人的足跡《孔氏祖庭廣記》,，還有大量的普通人家的家譜,，豐富多樣、美不勝收,。

古籍從產生起便從外觀設計,、保存保護理念實踐、適應閱讀習慣等方方面面展現(xiàn)著先人對美的追求,，實現(xiàn)著美與用的完美結合,。迄今研究所知，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大抵經歷過簡策制度,、卷軸制度和冊葉制度三大階段。具體裝幀形式則先后流行過簡策裝,、帛書卷子裝,、紙書卷軸裝、經折裝,、旋風裝,、梵夾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毛裝等10種。從裝幀的變化,，我們看到先賢在書寫印刷材料上的選擇,，從竹木簡、帛到大量使用的紙張,，從笨重,、昂貴到便攜、價廉,，便于傳播,；看到先賢為方便閱讀存取而對裝幀進行的不斷改進，也看到為了長期保存從竹簡,、紙張生產便開始運用的保護技術,。竹簡書寫前的“殺青”環(huán)節(jié)，清除竹中的水分,，降低了長期保存中霉變的幾率；紙張入潢,，黃檗作為造紙材料添加劑,，起到防蟲的作用；砑光上蠟的技術則增加了紙張的光潔和韌性等等,。理念的產生,，技術的應用，使歷經幾千年的典籍流傳至今,。

外在的裝具也順應著保護和美的完美結合,。古人為固定擺放位置、保護書籍安全,，在書籍外面添加防護裝具,，如帙、函,、套和夾板等,。根據(jù)地域氣候條件等選用，起到防蟲,、防塵,、防光、防潮,、防霉的效果,，成為保護書籍的重要措施,。天一閣從命名到設計源自“天一生水”，引入月湖水的防火設施,，生活區(qū)和藏書區(qū)的嚴格隔離,、鑰匙分別保存的嚴格管理等等成為典籍安全傳承的保障。不同材質,、不同制作方式,、不同地域應用、不同時期的裝具也給我們以視覺美感,，有些至今還在應用,。

古籍之美還在流傳有序，在世代賡續(xù)中的美麗神話?，F(xiàn)多存公藏機構的古籍,，從來源上看，主要是歷史上公私藏家間購買交換贈送等的遺存,。在藏家手中視若珍寶的孤本秘籍,，保存時不遺余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在選擇收藏中很多著名藏家的懸格之高,，也看出前人收藏時追求孤品名品的殫精竭慮。以著名實業(yè)家,、藏書家周叔弢先生為例,，先生原名周暹，1891年生在揚州,，1914年遷至天津,，1919年開始經營實業(yè)。一生經營所得大多用于購圖書文物,，聚書4萬冊,。1952年將其畢生所聚，全部捐贈,，善本部分在北京圖書館（現(xiàn)國家圖書館）,。對善本古籍的收藏，他選擇時有“五好”標準,，即：“板刻字體好,，等于一個人先天體格強健,；紙墨印刷好,，等于一個人后天營養(yǎng)得宜；題識好，如同一個人富有才華,；收藏圖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裝潢好,，像一個人的衣冠整齊,。”他還遵循著趙孟頫“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的準則,。此外，史上藏家購書豪擲千金,、火中救書等故事,，很多如同神話。藏家的愛書護書,，也讓更多古籍得以賡續(xù),。

古籍之美說不盡，那浩如煙海的書中有滋養(yǎng)中華民族的中華先賢思想的光芒,，智慧的結晶,。上古歷史文獻的總集《尚書》中提出的“民為邦本”的思想，《詩經》中“夙夜在公”的勤政思想,，《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禮記》的大同世界,、小康社會的理想,，論語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為準則,，《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勵志格言，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都通過古籍一代一代傳遞下來,，至今仍然是建設和諧美麗中國的源泉。古籍中對改變人們生活的技藝和科學發(fā)明的記載,，帶給我們自豪和自信,。早期中醫(yī)理論著作《黃帝內經》治未病的理念、屠呦呦團隊拯救數(shù)百萬瘧疾患者藥方的來源《葛仙翁肘后備急方》、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齊民要術》,、中國科技史坐標《夢溪筆談》,、記錄造紙技術的《天工開物》，那些百工技藝的描述,，那些科學創(chuàng)造的記載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古籍傳承的大美。

此外,，古籍還蘊含著中華文明交流互鑒之美以及開放包容之美,。以新疆為例，新疆古稱西域,，地處歐亞腹地,、絲路要沖，自古以來各族人民不斷開拓,，使新疆這塊遼闊土地,，成為人類優(yōu)秀文化的薈萃之區(qū)。存世的數(shù)十萬冊不同文種的新疆歷史文化典籍,，記錄著文明的交匯,，見證著各民族不斷交流融合。

五千年中華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綿延不絕,，是借古籍得以傳承，而古籍之美,，展現(xiàn)出中華民族對美的追求和創(chuàng)造力,，她延續(xù)民族血脈，彰顯民族的智慧和精神魅力,，也鑄就一個國家的文化自信,。面向未來，中華典籍必將在新時代綻放出更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全國政協(xié)委員,、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