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在接觸西方哲學特別是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后,，一些人覺得中國沒有哲學，即使有也只是準哲學；或者說只有具體的哲學,，如政治哲學、倫理哲學,、歷史哲學等,。對此應該怎么看？關鍵在于我們是站在哪個角度看這個問題,。

一位美國軍事學家在分析《戰(zhàn)爭論》和《孫子兵法》的差異時說,，克勞塞維茨的軍事思想是理想主義的絕對論，是要把敵人徹底消滅掉,；而《孫子兵法》則是現(xiàn)實主義的中庸之道,，在現(xiàn)實中可以有各種變通的方法，可以“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這在一定程度上既說出了中西方軍事思想的不同,，又說出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不同。西方文化的傳統(tǒng),，不論是哲學還是近代興起的實證科學,，都在追求變動世界背后的本質(zhì)或本原，追求現(xiàn)實之外的普遍真理,。這是一種二元分離乃至對立的哲學模式,，本質(zhì)與現(xiàn)象、本原與現(xiàn)實因為對立而無法統(tǒng)一,。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種取向會轉(zhuǎn)變成對標準的追求，認為只有建立一個普適化的標準,，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zhì),。實際上,，用標準來規(guī)范個體，常常會導致個體差異被抹平,。

如果以康德哲學為標準來看,，中國沒有脫離形而下的純理性思想，自然也就沒有哲學,。但是,，哲學并不等于形而上學。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從不把現(xiàn)象與本質(zhì),、形而上與形而下割裂開來,。《周易》講的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在名義上雖然可以分開,，但在現(xiàn)實中無法分開：“道”不離“器”,，“器”不離“道”。這個特點可以用宋明理學的范疇來說明,。宋明理學在形而上層面有了頗為深入的思考,，但“理”和“氣”同樣是不可分離的。朱熹就認為,，“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在作理論分析時需要區(qū)別“理”和“氣”,，但在現(xiàn)實世界,，“理”和“氣”是融為一體的。據(jù)《論語》記載,，子游說子夏的學生在灑掃,、應對、進退等日常禮儀上的表現(xiàn)是不錯的,，但這些都是細枝末節(jié)，根本的道理卻沒有傳授,。子夏聽說了以后,，大不以為然：不從人倫日用入手，怎么能認識天道性命呢,？理學家對子夏的話非常推崇,，認為“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然”背后必有“所以然”,，二者是統(tǒng)一的,。“道”就在人倫日用中,，不是離開現(xiàn)實另外有“道”,。形而上與形而下是貫通的還是分離的，這是中西哲學乃至中西文化的一個重要差別,。

概念層面的邏輯分析與純理性在中國文化里確實沒有得到很好發(fā)展,，但“道不遠人”的實踐性正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和優(yōu)勢。中國哲學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為什么要用西方哲學的標準來評判呢,？舉例來說，對于如何理解《道德經(jīng)》中的“道”,，很多人都在分析“道”到底是精神實體還是物質(zhì)實體,。這就是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在起作用，要去思索獨立于萬物之外的本原,。如果從整體上理解老子的思想就會發(fā)現(xiàn),，不是獨立于萬物之外有個“道”，“道”就在萬物之中,?！疤斓靡灰郧澹氐靡灰詫帯?，天從“道”得到“清”的特性,，地從“道”得到“寧”的特性，“道”在不同事物上表現(xiàn)為不同的特性,。老子最推崇水,，“上善若水”，觀水可以悟“道”,。水是無形的,，但又可以隨物賦形。如果撇開這些去研究“道”是精神實體還是物質(zhì)實體,，顯然就偏離了老子最核心的思想,。

人類創(chuàng)造了多種多樣的文化。正因為有類型上的差異,，文化的互補才有可能,。當下,，我們要學習西方文化的優(yōu)點，但前提是要有文化主體性,。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解讀中國哲學,，就不可能了解中國哲學自身的特性，結果往往是在解構中國文化,。我們不能削足適履,，而要量體裁衣。只有轉(zhuǎn)變思維方式,，摘下有色眼鏡,，才能理解中國文化本身的獨特價值，更好地選擇性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用中國智慧去思考和解決當代中國與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