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４月９日電題：學術科技評獎：這事到底該誰干？政府退出行不行,？

　　新華社記者 周琳

　　很多東西的存在,，或許不是因為它們應該存在，僅僅是我們習慣了它們存在,。

　　比如,，我們習慣了那些琳瑯滿目的“學術獎項”，那些眼花繚亂的“科技項目獎”甚至“卷煙技術”評獎,，我們更習慣了各色評選,、各種獎勵背后站立的政府身影。“政府主導”,，已成為國內(nèi)諸多學術科技評選的一大特色,。

　　但是，政府和部門過多過濫地直接介入和組織評獎,，正引起越來越多的爭議,，甚至遭遇專業(yè)學會喊話“你走開”。一個回避不了的社會“提問”是：在學術和科技領域的評選中,，“政府獎”和“民間獎”到底哪個更靠譜,？讓“權力之手”退出科技學術評選，行不行,？

　　“評獎本來就不是政府該干的事,，更不能和資源分配掛鉤”——一位資深行業(yè)協(xié)會人士

　　今年初，中國計算機學會發(fā)布的一份建議引來廣泛關注,。這份建議明確科技評獎政府可以退出的四大理由：

一,、 干預過多，政府工作“越位”,。二,、沒有有效的第三方監(jiān)督，政府工作“缺位”,。三,、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邊界不清晰,，政府在評獎中有決定權。四,、政府不是學術共同體,，評獎過程容易誤判、錯判,。

　　盡管這一提議后來從網(wǎng)站撤稿,，但引發(fā)的思考和討論卻不斷深入。

　　“評獎本來就不是政府該干的事,。”中國計算機學會秘書長杜子德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政府是行政管理機關，應該按照法律做好監(jiān)管和服務,、資源分配等職責,。“對于一些項目、學術成果,，行還是不行,、好還是不好，應該由學術共同體來做,。”

　　杜子德表示，政府評獎,，相當于把學術評價和資源分配“緊密聯(lián)系”了,。“大家就奔著獎去，獎勵本來是工作的結果,，現(xiàn)在成了工作的目標,，這就異化了評獎,；不獲獎就不能獲得資源,，更是本末倒置，這對學術環(huán)境是一個極大的傷害,。”

　　學會表示,，縱觀全球科技發(fā)達國家,，沒有一個是政府直接主導進行學術評價和評獎的。據(jù)杜子德介紹,，我國評獎與國外有三大不同：其一,，對象不同，國外獎項大多是頒給行業(yè)內(nèi)的領銜人士,，而非獎勵某個具體項目,；其二，程序不同,，國外大多是由他人推薦,，而我國很多評獎是自己申報,；其三，國外一些獎項如同“終身成就”,，是一種榮譽,，而我國卻將獎項與資源分配直接關聯(lián)，獲獎了甚至能和評院士,、拿項目直接相關,。

　　“政府部門應徹底退出國家科技獎評審工作。”杜子德說,，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對國家科技獎評審工作的監(jiān)督和管理,。

　　“全球９０％以上的科技獎是民間獎”——一位研究科技獎勵三十年的大學教授

　　“我曾經(jīng)對世界獎勵中的科技獎一條一條數(shù)過去，９０％以上都是民間獎,。”國內(nèi)最早提出“民間獎”概念的學者之一,、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鐘書華說，包括認知度最高,、影響力最廣泛的諾貝爾獎,、數(shù)學界的菲爾茲獎，都屬于“民間獎”,。

　　鐘書華研究了科技獎勵三十年,，認為從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角度看，如果把科技獎勵也看成一種科技獎勵治理,，政府就應逐漸放手,、簡政退出，讓專業(yè)協(xié)會和社會參與,。“國家治理本來強調(diào)的就是政府,、社會、第三方共同治理,，而并非政府包打天下,，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

　　而現(xiàn)在,，三大獎項涉及人數(shù)太多，有時甚至達到幾千人,，再加上各地政府的獎項,，數(shù)量過多會影響獎項的導向和聲望。

　　“政府獎應該少而精,，更好地發(fā)揮獎勵的作用,。”鐘書華說，但退出不代表不參與,，政府部門還應做到監(jiān)管,、引導,、輔導，例如審查評獎機構是否有固定的獎金來源,，是否有不允許使用的名稱,。鐘書華建議，除國家最高的科學獎繼續(xù)保留外,，其他獎項逐步取消,，省部級以下的政府主導科技獎勵建議取消。

　　“要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本位”——一位長期關注教育領域的專家

　　“政府退出有什么不行的呢,？”２１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由政府部門組織科技成果的評獎，本身就違背學術管理的基本規(guī)律,，這是對學術研究進行行政評價而非專業(yè)和社會評價,，很難避免權力尋租、弄虛作假,、急功近利與形式主義等問題,。

　　熊丙奇說，由于政府類的科技獎勵太多,，容易造成三重亂象：一是“公關評價”,，才剛剛擔任科研基金項目的評委，各種電話就直接“打通”,，甚至有參評人寄來的材料里夾帶“東西”,；二是“包裝報獎”，在獲獎材料里直接包裝,、運作，沒有產(chǎn)業(yè)化的成果也被描述為獲得訂單,、取得巨大效益,，評獎機構沒有嚴肅核查，最終搶回大獎,；三是“政績造獎”,，報獎、授獎,、瓜分學術資源形成利益鏈,，對公關和包裝“視若無睹”。

　　熊丙奇說,，政府自己制定規(guī)則,，又自己執(zhí)行，還自己監(jiān)督自己,，自然難免出現(xiàn)造假和尋租,?？梢园熏F(xiàn)有的國家級獎勵合并、精簡,，變成終身成就獎,，只有少數(shù)人能獲獎，減少尋租空間,。“只有政府退出之后,，民間機構才能逐漸培育起來。”

　　熊丙奇認為,，取消各類政府科技評獎,，實質是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本位，打破利益共同體,，形成學術共同體,。我國此前頒布的教育規(guī)劃綱要和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中，都已經(jīng)鮮明提出行政評價退出,，讓位于專業(yè)評價和學術評價的教育管理改革,、人才評價改革。在這方面,，政府行政部門應該有實際作為,，清理、減少并最終退出各類行政評審,、評價,。

　　“政府參與，可確保一些‘高精尖’躲過金錢沖擊”——一位政經(jīng)資訊觀察者

　　《觀察者網(wǎng)》一位編輯告訴記者,，事實上政府的參與確保了一些無法迅速轉化為經(jīng)濟利益的高精尖領域,，能夠躲過市場化金錢洪流的沖擊獲得發(fā)展，正如有網(wǎng)友指出的那樣,，如果不是政府參與評獎,，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的物理學家于敏這次也很難獲得特等獎，因為他的成果沒法獲得“市場,、社會等相關的檢驗”,。

　　“而且如果把這獎項交給民間機構團體評審，那將不可避免出現(xiàn)各種山頭利益,。”他說,，“當然，政府設置了嚴格的評審程序,，還在評委會的具體人員名單上實行了嚴格的保密制度,，防止各種‘拉關系’。如果這樣的制度設計最終還是出了問題，很難相信民間學會的評獎就能純潔,。”

　　但他同時強調(diào),，評獎的公正性應該接受監(jiān)督。例如１９７４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就廣受質疑,，因為他已在大約三十年的時間里，沒有寫過經(jīng)濟學方面的論述了,，為了減少爭議,，瑞典皇家學會不得不讓哈耶克與繆爾達爾共享這一獎項。

　　觀點總有不同,，利弊總有取舍,。或許,，有政府公信力的名頭作保,，當然可以彰顯學術科技評選的權威性，但同時,，政府也需要為可能存在的失信,、尋租和造假“買單”。無論如何,，在當前各類評選層出不窮且存在鮮明導向的今天,，廣泛探討、清醒認識,、不斷改進有益無害,，而加強評獎過程的公開公正透明也理應成為全社會共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