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國金融行業(yè)的不良風險顯著上升。對于日益升高的金融風險,，在3月15日召開的全國“兩會”新聞發(fā)布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允許個案性金融風險的發(fā)生,，按市場化的原則進行清算,。李克強稱，這是為了防止道德風險,，也增強人們的風險意識,。

　　這一表態(tài)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方面，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明確表態(tài),，說明逐步打破剛性兌付,，金融風險的有序釋放是中央樂意看到的，個案性的違約事件將會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個案性”的限定也表明,，中央將把金融風險的暴露控制在有限范圍內，避免上升為系統(tǒng)性,、區(qū)域性風險,，對經濟社會發(fā)展造成不可逆的損害。對于后者,，以中國政府掌控的資源看,，將風險置于可控范圍內應當是不難辦到的。問題在于前者,，中國政府與金融機構真的能打破剛兌嗎?

　　打破剛兌的預期在國內一直存在,，去年年初發(fā)生的一系列信用事件一度令市場認為，2014年有望成為打破剛兌、實質信用違約的元年,。但遺憾的是,，不論是超日債還是中誠信托的“誠至金開1號”，最終都獲得了有關方面的兜底,。有意思的是,，其實早在去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便已作出過類似的表態(tài),，只是沒有把話挑得太明,。彼時針對金融產品違約，李克強指出,，“確實個別情況難以避免,，我們必須加強監(jiān)測，及時處置,，確保不發(fā)生區(qū)域性,、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言下之意,，個別情況發(fā)生了也就發(fā)生了,，確保不發(fā)生區(qū)域性、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即可,。但到了風險處置的實踐中,，各級政府與金融機構不僅對防范區(qū)域性、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毫不含糊,，連帶“個別情況”都予以堅決兜底,。

　　圍繞剛性兌付，當前市場已經陷入了囚徒困境,。大道理人人都明白——剛性兌付使市場不能進行有效的風險區(qū)分和確定合理的風險溢價,，抬高了無風險收益率，導致風險累積,。讓一些違約事件順應市場的力量而自然發(fā)生，有利于強化市場紀律的約束,，端正產品發(fā)行者和投資者的行為,，有利于財富管理市場的健康發(fā)展。但真正要從自己這里打破,，卻誰都不樂意了,，市場中不乏葉公好龍者。比如在中誠信托“誠至金開1號”剛剛出事時,，工行便明確表態(tài),，拒絕為該款由其代售的理財產品兜底，但卻依然在有關方面的運作下，以第三方接盤的方式收場,，完成了本息的兌付,。同樣的情況在超日債上也有所體現(xiàn)，在地方政府的游說下,，超日債最終由協(xié)鑫集團聯(lián)合8家國資背景的私募股權基金兜底完成兌付,。在國家隊宣布救火后，不乏市場評論認為,，超日債都能全部償付了,，垃圾債可以閉著眼買了，剛剛培育起來的一點風險意識又毀了,。如今,，相同的命題再度擺在人們面前，2014年未能真正打破的剛性兌付,，能在2015年迎來破局嗎?

　　我們對此并不樂觀,。剛性兌付應當打破，但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將使得這一改變格外艱難,。歸根結底,，這是一個能否“依法治市”的命題，中國金融市場的法律法規(guī)是否做好了市場化處置風險的準備,，能夠依法保護各利益相關方的合法權益?各級政府與金融機構能否擺脫政治干擾,，按照更加市場化的方式操作進行?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為避免區(qū)域性,、系統(tǒng)性的金融風險,，財政部正在推動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存在兌付風險的城投債將獲得地方政府的信用背書,。此舉固然能夠緩解地方政府面臨的債務問題,，在延長期限的同時降低利率，但也將引起市場信用風險的分化,，資金將更傾向于追逐低風險高收益的城投債,，進一步抬升民企債券的收益率，加劇民營企業(yè)“融資難,、融資貴”的境況,。

　　剛性兌付問題，是2014年未竟的市場化改革內容之一,，需要在2015年迎來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