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將至。在中國共產黨誕生93周年之際,，對于黨所走過的28年革命歷程和65年執(zhí)政之路,，人們再一次傾注熱情和關注,。

　　記得建黨90周年前夕,，有兩種聲音引起過一點波瀾——一是講爆發(fā)“五四”的年代,，也即上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民國”,，“那是一個什么時代,？”說那是一個“魅力無限”,、繁華祥和的年代,，是一個政治寬松、思想活躍,、經(jīng)濟繁榮,、社會多元的“好時代”……

　　“聲音”那樣華麗,，文采那么飛揚，然而人們卻有了不解的狐疑——1919年是個什么樣的“時間窗口”,？正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準備時期”,。那時的“民國”，究竟是“魅力無限”呢,，還是一個對外喪權辱國,、內部軍閥混戰(zhàn)，以至于國弱民貧,、一片衰微破敗的社會,？也有評論說，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年代回顧,，而是涉及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前提,，涉及黨成立的歷史必要性和時代必然性。不是說“五四”為黨的成立做好了思想和干部的準備么,？如果“五四”前的中國,，那么“美好”，那么令人神往,，為什么還要有“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與此同時，還有一部歷史放在我們面前,，似乎與“魅力論”正好相左,。這篇名為《海原大地震》的長文，回顧了1920年發(fā)生在地廣人稀的西部荒原的海原大地震,。那次地震造成27萬人的死亡,，超過人口稠密的唐山大地震，是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數(shù)的3倍,。造成如此慘劇,，除了當?shù)厝嗣衿毡槲伨?ldquo;土穴”、大批災民被“捂死”外,，北洋政府無力救災是基本原因,。震后一月，甘肅省長才發(fā)“十萬火急”電致中央政府,，國務總理吳佩孚無動于衷,，大總統(tǒng)徐世昌勉強捐了一萬大洋?？h衙門自身不保,，省政府不知所措，震區(qū)官府全部癱瘓,。北洋政府置若罔聞,，震中人民叫天不應呼地不靈,，賑災組織僅僅收到3.1萬大洋，瘟疫惡疾接踵而來……

　　讀了洋洋數(shù)萬言的《海原大地震》,，人們又看不到“民初”的那一點“魅力”了,，反而證明那是一個政局動蕩、軍閥混戰(zhàn),、國力匱乏,、奇災浩劫的年代。也許由于軍閥政府的無力管治,，社會的某些方面出現(xiàn)局部短暫的寬松,、多元，但總體上說,，中國人民承受著天災人禍交替的“世紀苦難”,。這似乎才是歷史的真相和本質，是“五四”之所以爆發(fā),、共產黨之所以應運而生的歷史根據(jù)和社會前提,，更是中國之所以“選擇了共產黨”的那種歷史必然性！

　　歷史雖然復雜,，卻不是沒有規(guī)律可循,；歷史固然“多元”，但并不是雜亂一團,。歷史當然要“兩面講”，卻也要講“基本面”,。同樣的,，我們面對一個半世紀的近現(xiàn)代史尤其是百年黨史，要避免片面性,，尤其要防止走極端,。

　　比如說不要走向“另一個極端”。近年以來,，關于歷史,，有不少新發(fā)現(xiàn)、新“說法”,，過去的歷史研究,，有過一些不夠真實甚至“左”的東西，這是必須糾正的,，所以要全面,、持中，但也要防止在極端上跳來跳去,。例如過去只講“摘桃子”,，無視國民黨軍隊的抗戰(zhàn),，近年來又只講“正面戰(zhàn)場”，全然不講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抗戰(zhàn)中的核心作用,，全面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武裝斗爭的戰(zhàn)略作用,，甚至編造毛澤東在延安提出過所謂“一分抗戰(zhàn)、九分發(fā)展”的“戰(zhàn)略方針”,，這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此外，黨的路線,、政策和策略,，在新情況下發(fā)生一些重大變化甚至改變，我們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用今天的政策去否定昨天的歷史,。

　　又比如“細節(jié)”與“本質”。細節(jié)是重要的,，但細節(jié)不能任其“孤證”,，細節(jié)更必須真實。我們不能為了將一個張靈甫捧到天上,，就只講他的“柔情似水”,，不講他的槍殺其妻，不講他將抗日的共產黨將領砸棺鞭尸,，更不能為了證明他的“忠義”,，而硬說孟良崮上不是被“擊斃”而是“自殺成仁”。同樣的,，不能為了給張國燾這樣的叛徒“正名”,，而編造借祭黃陵倉皇叛逃是什么人“所逼”的“細節(jié)”，甚至將王明,、張國燾落寞后講的“故事”,，當成是信史來篤信不疑。

　　再比如“局部”與“全面”,。歷史人物往往具有“兩重性”,，有的還是“兩面人”呢，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尤其不能忽視人物的“基本面”判斷。例如一個馬步芳,，只說他有過一點“善舉”,，如興辦教育，禁止毒品,，綠化過環(huán)境,，“簡直成了圣人”,，而對于他罕見的荒淫無度，“除生我,、我生者外無不奸”,，尤其是活埋彈盡糧絕的西路軍六千人，還用軍毯包裹紅軍尸體飛運南京領賞,，卻一字不提了,，這還有公論么？又比如一個“收租院”,，確有“藝術創(chuàng)作”痕跡,，可以揭秘返真，但只講劉文彩濟過幾次困,，辦過一所學校的“善”,，而不講他的盤剝之“惡”，更矢口不談這位“中將清鄉(xiāng)司令”手中包括共產黨員蕭汝霖等9條人命的史實,，這樣的“一邊倒”,，就令人懷疑。至于只講一個民初的窨井蓋用到了今天,，不講那時中國連一顆道釘都造不出來,，只講一本民國的教材多么精彩，而不講那時中國的文盲率高達85%,，就更是一葉障目了吧,！

　　對于這種“極端化”，我們也不要“走極端”,，輕易地朝“醉翁之意”,、“項莊舞劍”上想問題。我寧可認為,，這是一個思想方式的誤區(qū)。我們讀歷史,、看問題,，一是要兩點論、兩面觀,，非黑即白總不行,，二是既要講重點，又要有“度”——過猶不及,，“真理走過一步”,，就會步入旁門。尤其不能用今天的走極端來作為對于過去走極端的“懲罰”,，這只能使我們在兩端上跳來跳去,。哲學是門“明白學”,，辯證法更是“公道論”，這一點我們不能忘記,，更不能輕妄,。（此文轉自《解放日報》）